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卒于宋哲宗元元年，享年68岁。陕州夏县（现在属山西省夏县）涑水乡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原籍属河内（今河南沁阳）。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奉礼郎、大理评事一类小官，后经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改并州通判。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嘉佑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熙宁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更化”。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
   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遗著有《潜虚》、《均韵指掌》、《类编》、《传家集》、《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举要历》、《稽古录》（《历年图》、《历代君臣事迹》和《百官公卿表》）、《切韵指掌图》、《司马文正公集》等37种。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问题，如新法不能有效落实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虽然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序》：“唯公忠厚质直，根于天性，学问所到，诚实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谨慎，因事合变，动无过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但政治生涯并不突出，其人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典型代表，尽管他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实际却是甚为不满新法。宋朝在多次战争中败北，国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之境地。但由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可以显示出其保守的主张，对他而言宗法及伦理纲常对国家是比较重要的。

　　焦耳生于1818年12月24日，是19世纪英国的物理学家。他从小没有上过学，年轻时就努力自学化学和物理，把时间全都花在学习和实验上。后来，焦耳有机会结识了当时的化学家道尔顿，于是他就拜道尔顿为师，虚心求教，收益很大。

　　在焦耳年轻的时候，电动机刚发明不久，焦耳想用实验测定这新机器有多大效用，在经济上是否合算，这一思想导致了他后来的伟大发现。

　　焦耳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中度过的。1840年，焦耳多次做过通电导体发热的实验。他把通电的电阻丝放入水中，确定了电流产生的热量跟电流强度的平方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成正比，跟通电的时间成正比的关系，这个规律就叫焦耳定律。

　　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焦耳继续探讨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能的数量和转换的关系。1843年，焦耳宣布：自然界的能是不能毁灭的，那里消耗了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当的热，热只是能的一种形式。这一宣布在当时立刻引起轰动。因为它打破了统治多年的所谓热质说的机械唯物论观念。

　　1847年，焦耳做了迄今仍被认为是最好的实验：他在量热器里装了水，中间安上带有叶片的转轴，然后让下降的重物带动叶片旋转，由于叶片和水的摩擦，水和量热器都变热了。根据重物下落的高度，以及量热器内水的升高的温度，就可以计算出热功当量的值来。

　　焦耳还用鲸鱼油代替水来作实验，测得了热功当量的平均值为428.9千克重米/千卡。接着又用水银来代替水，不断改进实验方法，直到1878年，这时距他开始进行这一工作将近40年了，他已前后用各种方法进行了400多次的实验。他在1849年用摩擦使水变热的方法所得的结果跟1878年的是相同的，即为423.9千克重米/千卡。一个重要的物理常数的测定，能保持30年而不作较大的更正，这在物理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事。这个值当时被大家公认为热功当量J的值，它比现在的J的公认值：427千克重米/千卡约小0.7%。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做出这样精确的实验来，说明焦耳的实验技能十分高超。

　　1847年在牛津召开的英国科学协会的会议上，焦耳再次宣传自己的理论，这位不屈不挠的实验家，面对怀疑和非难，坚定地声称各种形式的能可以定量地相互转化。1852年，焦耳和开尔文合作，发现了著名的汤姆孙(即开尔文)—焦耳效应。这是一个关于气体受压通过窄孔后膨胀降温的效应，它为近代低温工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降温办法。

　　直到1850年，来自不同途径以不同方法获得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许多科学家都先后宣布了和焦耳相同的结论，焦耳所做的一切才得到了大家的公认。1850年焦耳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焦耳于1889年10月11日逝世，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国际单位制中，把功和能的单位定为“焦耳”。

　　布鲁克纳(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管风琴家。生于安斯费尔登。1835～1837年学习管风琴和乐理。1837～1840年在圣弗洛里安教堂童声唱诗班任歌手，后在此教堂任管风琴师并开始作曲。1856～1868年在林茨大教堂任管风琴师。1868～1891年任维也纳大学教授。终生未婚。重要作品有9首编号的《交响曲》和《感恩赞》、《庄严弥撒》合唱曲等宗教音乐作品。其宗教音乐作品被誉为“奥地利教会音乐的典范”。

　　1937年10月，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保卫太原，决心在五台山至宁武一线依托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组织忻口防御作战。兵力配置：以郝梦龄第九军、王靖国第十九军等部组成中央兵团，守备忻口山岭及其左侧川道；以李默庵第十四军第七十一师等部组成左翼兵团，控制云中山；以刘茂恩第十五军第六十四师等部为右翼兵团，控制五台山；以朱德、彭德怀的第十八集团军，于两翼侧击。前敌总指挥为卫立煌。

　　11日，日军5万余兵力，集中飞机、重炮、战车掩护步兵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高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阵地几失几得，双方激战20天，日军伤亡2万余人，中国军队亡2.07万人，伤3. 5万人。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麟、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等阵亡。

　　郝梦龄，河北藁城人。先后入陆军军官小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副军长等职。1931年参加对中央苏区第二、第三次“围剿”，后任第九军军长。“七·七”事变后，上书请缨，决心率部北上抗日。9月，率第九军自贵阳北上，给家人留下遗书，抱必死之决心，慨然上阵。10月，参加忻口会战，任中央兵团总指挥。指挥第十九、第三十三、第二十一、第九等4个军，坚守忻口北线阵地，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10月15日，奉命率7个旅正面袭击日军，本人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国民政府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衔。

　　刘家麟，湖北武昌人。1916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少将参谋长，1937年夏于陆军大学毕业，任第五十四师师长。卢沟桥事变后，请命为抗日前驱，获准后即率部北上。10月4日午夜，抵达抗日前线忻口，奉令坚守忻口镇、金山铺、三家庄、王会村一带阵地，抗御日军。10月6日，在指挥前沿部队夺回南怀化高地时，中弹牺牲。

　　郑廷珍，河南拓城人，1917年投军，北伐战争时任团长，1928年任第一师第十三旅少将旅长。“七·七”事变爆发后，率部开赴晋北前线抗战。10月，忻口战役开始，率部英勇杀敌。于10月16日不幸殉国。

　　姜玉贞，山东菏泽人。1913年投军，历任司务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七·七”事变爆发时，任晋绥军第六十六师第一九六旅旅长。在忻口战役中，姜率部5000人保卫原平，与日军展开激战，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在率部突围时壮烈殉国。

　　刘家麟、郑廷珍、姜玉贞三人均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1964年10月1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讨论撤换赫鲁晓夫的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赫采取了特殊的保安措施，从最初的预备会议开始起，到14日最后决议通过为止，对赫鲁晓夫进行了隔离。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南方黑海边皮聪大的中央别墅中度假，这也是他度过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后几天。当时米高扬也在离赫鲁晓夫不远处的中央别墅休假，因此预备会议一开始也没有参加， 1957年6月全会时，反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所谓“反党集团”的事件中，挽救了赫鲁晓大的重要人物柯兹洛夫(是当时为赫鲁晓夫调兵遣将、派飞机从全国各地接中央委员会成员来莫斯科开会，与朱可夫、谢罗夫主持三人小组之一），这次也因心脏病较严重，未参加苏共主席团会议。苏共中央在主席团会议上作出决定，将来在中央全会上由苏斯洛夫作主要发言人；并已内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

　　10月11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通了个电话，通知他主席团正在开会，说主要讨论赫鲁晓夫关于划分农业机构的计划草案。赫鲁晓夫起初拒绝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返回莫斯科参加会议，当时正在黑海边度假的米高扬也接到了电话，被告知返回莫斯科参加会议，米高扬立刻动身前往。隔了一段时间，勃列日涅夫再度用电话通知赫鲁晓夫，如他拒绝前来莫斯科，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开会。讨论议事日程，这样赫鲁晓夫才同意去莫斯科。飞机到莫斯科机场后，未让赫回家。

　　这次撤换赫鲁晓夫的事件，苏共中央主席团是事前作了周密考虑的。原准备保留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职务，但是后来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态度粗暴，且带有污辱性的发言举动，因而苏共主席团最终决定不保留他的中委职位。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直进行到10月13日深夜。就在10月6日夜间会议休息时，米高扬说服了赫鲁晓夫，要他自愿递交退休声明，即后来在报上发表的辞职申请书，称赫鲁晓夫因年龄和健康原因，已根据本人要求被解除职务，由于赫鲁晓夫最终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能采取合作的态度，才决定于10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对赫鲁晓夫本人展开广泛的讨论或尖锐的公开谴责。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10月14日上午继续开会，下午就转入举行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央全会。中央全会由勃列日涅夫宣布开会，米高扬主持会议，苏斯洛夫作了关于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及其原因的报告。苏斯洛夫的报告，着重批评了赫鲁晓大国内政策的错误，主要是有关农业政策、经济政策的错误，在有关组织问题方面，指责赫鲁晓夫搞个人迷信，任用亲朋当顾问，以听取亲朋顾问的意见来代替征询主席团的意见。在外交政策方面，指责他任用《消息报》总编辑、赫的女婿阿朱别依，让阿以类似非正式外交部长身份行使职权，许多外交政策的制订都未征求外长葛罗米柯的意见。随后未经中央全会开展讨论，一致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以及职消他的中央委员资格的提案。

　　历史学家、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逝世。

　　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侧重研究明史，某些独到见解受到当时学术界的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8年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赴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学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副市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北京历史学会会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他以研究明史著名于世，是一位勤奋、正直、诚实的历史学家。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三家村”反革命集团首领，1968年被投入监狱直至逝世。

    1954年起吴晗主持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等工作，后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系列。1957年，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1959年，毛泽东对党内一些人不敢讲真话、实话的不良作风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说：应当提倡海瑞精神。吴晗在这种精神的鼓舞和戏剧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破门而出，以历史学家而从事戏剧的创作，几经修改，终于写成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间一个以廉洁和正直敢言闻名的清官。剧本写了这个清官，本意在用一个封建社会的直臣作榜样，鼓励发扬民主，批评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现象，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然而在现实舞台上这却成了一大悲剧的序幕，它成为林彪、江青等人用来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借端。1965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并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文章认为《海瑞罢官》宣传了错误的阶级思想，“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由毛泽东指示、各方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掀开了序幕。吴晗在“文化大革命”被认为反毛泽东路线，遭到批斗。吴晗于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神经错乱在精神病院自杀，构成举世震惊的文字狱。

　　1976年，党中央为吴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德国，全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为“人民的国家”。位于欧洲中部。面积357050平方公里。人口8027万(1991)，主要是德意志人，有少数丹麦人、吉卜赛人和索布族人。通用德语。居民多信奉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首都柏林。资源除煤和钾盐较丰富外，还有少量铁、石油和天然气。森林覆盖率为29%。联邦德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德国统一后，治理东部负担沉重，西部经济出现衰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4.33万马克(1996)。农业发达，其产值1/3来自种植业，2/3来自畜牧业。西部工业侧重重工业，以机械、化工、电气和汽车等部门为主，其他如石油加工、电子、核能利用、航空和航天等部门也很发达。东部地区工业主要有机器制造、化工、电子电器、光学仪器、褐煤和钾盐开采、轻纺和食品加工等。主要出口汽车、机械、化工和电器产品；进口石油、天然气、电子、电器产品、化工产品和汽车。运输业十分发达，海、陆、空运输全面发展，便以公路为主。公元962年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1871年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1914年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建立魏玛共和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5月8日战败投降，战后被美、英、法、苏四国占领。1949年5月23日西部颁布《基本法》，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年10月7日东部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德国实现统一，这天被定为国庆日。1972年10月11日同中国建交。

　　2002年10月11日，民航六大集团公司正式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民航改革重组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这六大集团分别是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三大航空运输集团，以及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三大航空服务保障集团。

　　民航六大集团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在民航总局直属的九家航空公司和四家服务保障企业的基础上组建的。新集团成立后，即与民航总局脱钩。民航总局作为国务院主管全国民航事务的直属机构，将承担安全管理、市场管理、空中交通管理、宏观调控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职能，不再代行六大集团公司的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是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为主体，联合中国航空总公司和中国西南航空公司组建而成的，资产总额573亿元，运输飞机119架，经营航线307条。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是以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为主体，兼并中国西北航空公司，联合云南航空公司组建而成的，资产总额473亿元，运输飞机142架，经营航线386条。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是以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为主体，联合中国北方航空公司和新疆航空公司组建而成的，资产总额501亿元，运输飞机180架，经营航线666条。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的资产总额为47亿元，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52亿元，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9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