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15日，亚历山大·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这使他在全世界赢得了25个名誉学位、15个城市的荣誉市民称号以及其他140多项荣誉，其中包括诺贝尔医学奖。

　　亚历山大·弗莱明是位小个子苏格兰人，他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衬衫领子上常常系着蝶形领结。每个小学生都读过弗莱明的传奇故事——他在皮氏培养皿中发现青霉素霉菌；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同众多持怀疑态度的人展开长期不懈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青霉素的发明成为20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创举。数十年后，严肃的历史学家们还在整理他的传奇故事。的确，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发现的是什么——对此他一无所知。后来是另外两位科学家——霍华德·弗洛里和厄恩斯特·钱恩从这个已被人遗忘的发现中挽救了有治疗效果的霉菌，证明了青霉素的功效，并把这项技术奉献给人类，从此开创了抗生素时代。

　　弗莱明从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卓有学识的细菌学家，在伦敦圣玛丽医院从事细菌学研究几乎就是他事业的全部。他两次在实验室里获得意外发现的故事已广为人知。第一次是1922年，患了感冒的弗莱明无意中对着培养细菌的器皿打喷嚏；后来他注意到，在这个培养皿中，凡沾有喷嚏黏液的地方没有一个细菌生成。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弗莱明发现了溶菌酶——在体液和身体组织中找到的一种可溶解细菌的物质。他以为这可能就是获得有效天然抗菌剂的关键。但很快他就丧失了兴趣：试验表明，这种溶菌酶只对无害的微生物起作用。1928年运气之神再次降临。在弗莱明外出休假的两个星期里，一只未经刷洗的废弃的培养皿中长出了一种神奇的霉菌。他又一次观察到这种霉菌的抗菌作用——细菌覆盖了器皿中没有沾染这种霉菌的所有部位。不过，这一次感染的细菌是葡萄球菌，这是一种严重的、有时是致命的感染源。经证实，这种霉菌液还能够阻碍其它多种病毒性细菌的生长。

　　青霉素（弗莱明在确认这种霉菌是一种青霉菌之后选定了这个名字）是否就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的天然抗菌素？它是可敷在伤口上的有效杀菌剂吗？进一步的试验表明，这种抗菌素作用缓慢，且很难大量生产。他的热情也随之凉了下来。在他转向其它研究项目之前，他在192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介绍了自己的上述发现，但当时这篇论文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弗莱明在论文中提到青霉素可能是一种抗菌素，仅此而已。他没有开展观察青霉素治疗效果的系统试验。他给健康的兔子和老鼠都注射过细菌培养液的过滤液——进行青霉素的毒性试验，但从未给患病的动物注射过。如果当时他做了这方面的试验，这种“神奇药物”很可能会提早10年问世。

　　在英美两国媒体的共同努力下，关于弗莱明为创造一项医学奇迹而坚持不懈奋斗的传奇故事很快就诞生了。

　　媒体在科学史上几乎很少犯下如此严重的愚蠢错误。它们把弗莱明描述成发现青霉素的天才，而对牛津大学的研究小组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仅用几句话一带而过。但在弗莱明本人的演讲中，他总是把青霉素的诞生归功于弗洛里、钱恩和他的同事所作的研究。

　　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并没有受舆论的蒙蔽而将194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弗莱明一人。作为弗莱明的合作者，弗洛里和钱恩与他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亚历山大·弗莱明1955年逝世，终年74岁。持修正观点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及时写出了关于青霉素发明过程的真实故事。然而，那些神话般的传说很难被人们忘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仍然记载着关于弗莱明传奇故事的大部分内容。

　　1932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日本一手操纵下成立，其时正值国联派遣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地区调查，日本政府未敢公开承认“满洲国”。随后日本政局也开始陷于动荡不安，5月犬养毅内阁倒台，一直到8月初，局势才逐渐安定。

　　9月13日，日本枢密院通过了《日满议定书》，并于9月15日签字，其主要内容有二：

　　(一)对日本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的条约、协定，其他条款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满洲国”应予以承认。

　　(二)两国共同担负国防责任，日本有权在“满洲国”境内驻扎军队。

　　议定书除保留了3月10日的密约外，又增加新的密约，包括委托日本管理路权、矿权、国防、治安等，实质上等于用条约的形式确定“满洲国”为日本的殖民地。

　　1920年，希特勒在纳粹党25点纲领中提出反犹主张。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的迫害成为国策。1933年4月禁止犹太人从事经商、医生和律师职业，并禁止犹太人在国家部门工作，1935年 9月15日公布了《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亦称纽伦堡法，以保护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为由，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或其同种血统的公民结婚和发生婚外关系，禁止犹太人升德国国旗或出示象征德国的颜色。在11月颁布的补充法令中还规定：犹太人不得成为德国公民，不得行使投票权，不得担任公职。

　　从1935到1938年，纳粹制订了一系列的反犹法令。1938年以后，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集体驱赶。1938年11月9日，戈培尔组织了一次大屠杀。被称为“全国砸玻璃窗之夜”。此日，犹太人的商店遭抢掠，教堂被捣毁，数十人被杀死，2万多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随后颁布的开业禁令扩大到所有犹太医生、律师、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禁止犹太人进公立学校和大学，以及许多公共场所，禁止购买汽车和其他贵重物品。许多犹太人逃离故土。

　　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所占领的地区继续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1941年秋开始实行“最后解决”，把犹太人从欧洲各地送往波兰的灭绝营，杀害了400万至600万人。

    仁川登陆战（代号: 铁铬行动）是朝鲜战争中一场决定性的进攻及战役。战役开始于1950年9月15日及至9月28日结束，在两栖行动中, 联合国军通过了在敌军后方之一系列登陆攻占了仁川及突破了釜山地区，当时参与这次进攻的联合国军之主要组成部份是由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所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仁川战役结束了当时入侵的朝鲜人民军一连串的胜利及开始了联合国军的反攻，向北的进攻停止于鸭绿江，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国人民志愿军觉得在战略上因可能整个朝鲜半岛的陷落而深受威胁，因此决定派遣150,000名中国士兵介入冲突以支持朝鲜，攻击在川江沿岸的联合国军及令他们在长津湖战役后撤退回韩国。

    在仁川登陆之构想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4天的1950年6月29日视察韩国战场后提出的，麦克阿瑟认为朝鲜人民军将会把韩国国军从首尔击退，他认为就算有美国的增援，憔悴、缺乏机动力及装备低劣的韩国军队也不能阻止朝鲜军队的进攻，他相信只有在敌人后方实施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能令局势改善，因此他希望在仁川附近实施登陆以切断朝鲜军队之补给线及令它失去战斗力，从而赢得战争胜利。麦克阿瑟决定使用远东指挥部 (FECOM)的联合战略及行动组 (JSPOG) 策划行动，最初之计划是令其他将领十分怀疑成功之可能性，因为仁川之自然环境及十分强大的防御工事，进入仁川有两个航道，飞鱼峡及东航道，它们会很容易被水雷封锁，航道的水流十分快及危险3至8节，最后锚地十分细小及港口被很高的海堤包围，指挥官阿里G卡柏写道：“我们列出了每个自然和地理障碍名单-在仁川什么项目都榜上有名。”这些问题，加上朝鲜军队的进攻，迫使麦克阿瑟取消于1950年7月在仁川登陆的最初计划，蓝心行动。

    虽然有这些障碍，麦克阿瑟在9月提出了已修改的在仁川的进攻计划: 100-B计划，代号铁铬行动，詹姆士杜里海军上将简单总结道：“最好我能说在仁川是不可能的。”，军官们在简介时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是否可选择其它登陆地点例如群山，在简介后麦克阿瑟用了45分钟解释选择仁川的原因，他说因为仁川已被严密防守，敌人不会估计到进攻在这里出现，而在仁川的胜利亦可避免因入侵在更北面的地点而出现之严酷冬季作战，联合国军可在仁川的行动中切断朝鲜的补给路线，同时仁川被选中因为它接近首尔，福雷斯特 P.谢尔曼海军上将及J劳顿柯林斯陆军上将回到华盛顿及批准入侵行动。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他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对宪法草案起草的根据、宪法草案的性质和基本内容作了说明。

　　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建国5年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外交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了各项工作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提出今后各项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报告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我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任务。

　　报告号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用全力实现宪法所规定的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等各项组织法，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陈云等10人为副总理。

　　会议决定设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并任命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部长。

　　1971年，一群加拿大反核人士对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阿姆奇特卡进行核试验表示抗议，美国政府被迫停止了这项核试验。9月15日，他们在加拿大自发地成立了以“绿色和平”为名的环境保护组织。现在，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环境保护团体。他们在30个国家设立了43个办事机构，共有专职人员1200名。此外，他们还拥有4艘快艇、1架直升飞机、2个氦气飞艇、数百艘橡皮艇，以及一批最先进的通讯设施。

　　但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85年，停泊在新西兰奥克兰港反对法国在南太洋进行核试验的绿色和平组织旗舰“彩虹勇士号”被法国特工人员炸沉，一名绿色组织成员因此丧命。法国的举动反而激起了公众对绿色和平组织的同情，绿色和平组织因此名声大振。

　　1994年6月，英荷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不顾舆论反对，要把高140米的废弃的海洋油井平台沉入大西洋海底。绿色和平组织的4名勇士横卧于即将葬身海底的平台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海洋环境的清白。绿色和平组织的行动终于赢得了公众舆论和5个欧洲国家政府的支持，壳牌石油公司被迫放弃了就地销毁石油井架的念头。壳牌石油事件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绿色和平组织及其支持者。绿色和平组织的捐助者从最初的1万人发展到现在的310万人。1994年该组织的预算已达到1.45亿美元，可见其规模及活动能量之大。

　　在当今世界技术和市场朝着全球化演变的大趋势下，绿色和平组织也把“国际化”作为发展目标。绿色和平组织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在各国的分支机构都有独立的政策委员会、区域性主任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宗旨是：反对一切核事物，无论是核武器或核能源；揭露污染、破坏空气或大气层的重大事件；保护所有生物物种；与“地球化学化趋势”作不懈的斗争。

　　绿色和平组织成立至今，舆论界对它毁誉参半。有些企业家尤其是工业企业家、政府官员，甚至其它环保组织把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视为为制造新闻而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的“罪犯”。但是，绿色和平组织的反对者也承认，该组织的一些活动对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发起的反对商业化捕鲸，反对乱砍滥伐森林，反对放射性物质的堆放以及反对南极污染等运动，对《国际禁止商业捕鲸》等条约的诞生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丰子恺是我国杰出的画家。17岁时，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李叔同(弘一法师)担任他的国画课教师。丰子恺学习刻苦，成绩突出，深受李叔同的赞许。丰子恺一生奉李叔同为恩师。在李叔同生前和故后，曾先后作《护生画集》6集共450幅，以祝贺老师生日、纪念老师诞辰。丰子恺评价李叔同：“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都是‘认真’的缘故。”认真，这也是丰子恺一生的概括。在他初学绘画时，为了观察一个人脸部的五官比例，他用心研究母亲的脸，越看越入神，竟连母亲的问话也没听见。正是由于他潜心钻研，使他除书画之外，在散文、诗词、音乐、艺术理论，乃至金石鉴赏、建筑艺术诸方面，均有很深造诣，并通晓多种外语。

　　丰子恺是我国漫画的开拓者。他创作漫画始于学生时代，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有一次校长站在讲台后面给学生讲话，他身材高大，高出讲台很多，比例很不匀称。丰子恺抓住这一特点把校长几笔勾勒出来。同学们都觉得不但形似，而且神似。从此，丰子恺走上了漫画创作的道路。

　　丰子恺还被誉为“随笔大师”。他的随笔持有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他崇尚简陋生活的工农，崇尚天真纯洁的儿童，他憧憬“天下如一家，人们如亲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那时陌路就变成家庭”的大同社会。抗战开始后，丰子恺写下了著名的“避难五记”，抨击敌寇罪行，表现民族正气。丰子恺的随笔平易自然，行文流利。作品集有《缘缘堂随笔》、《子恺小品集》、《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缘缘堂再笔》、《子恺近作散文集》、《教师日记》等。

　　丰子恺的随笔弥补了现代散文轻视日常琐碎题材的欠缺。丰子恺是浙江桐乡县石门镇人。他的故居“缘缘堂”是由丰子恺自己设计的。他在那里安居多年，绘画作文，度过了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缘缘堂”毁于战火。1985年9月15日，在丰子恺含冤逝世十周年之际，其家乡人民在原址按原样重建的“缘缘堂”落成，成为当地一个清秀雅致、诗意盎然的人文景观。

　　1982年6月，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占领黎三分之一的国土，重兵围困贝鲁特。此间1000多名巴勒斯坦难民于9月15日遭到以色列侵略军和黎巴嫩基督教民兵的血腥屠杀。这一暴行激起了世界公愤。事件发生后，9月20日，美、法、意三国政府根据黎政府的要求，重组多国部队，10月2日进驻贝鲁特及郊区。

　　1982年9月14日下午4点10分，黎巴嫩当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被一颗预先放置的200公斤重的炸弹炸死。以色列以此作为借口进兵贝鲁特。9月15日凌晨2点，以色列军队迅速开进西贝鲁特，将位于贝鲁特西南部的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团团包围。9月15日下午，黎巴嫩右翼极端分子开始了军事运输，一辆辆卡车由东贝鲁特向西贝鲁特南端的国际机场驶去。大约在同一时间，由基督教长枪党分裂出去的另一个派系、同以色列结盟的哈达德少校的士兵沿着以色列控制的道路也向机场进发。机场内设立了一个叫做“行动室”的指挥部，一位以色列联络官担任着“行动室”的副职。整个下午的时间，在难民营外的以色列部队用密集的炮火向难民营轰击，夏蒂拉难民营的南端被破坏，这正是刽子手们预定进入难民营的入口处。下午5点，大约1200人的队伍在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集结。这支队伍沿着预先画好的路标前进，这些路标每隔50码一个。路标一直通向难民营前新的集合地点：科威特使馆所在地的十字路口。

　　大约6点钟左右，以色列军队将一群右翼分子组成的队伍从南门放入难民营，屠杀开始了。6点半左右，枪声代替了炮声，这表明巴勒斯坦的无辜平民正在一个个被杀戮。7点左右，一批巴勒斯坦人涌向位于两个难民营之间的加沙医院寻求避难所。许多厉声尖叫的巴勒斯坦妇女跑出难民营，为他们的孩子和丈夫呼救，但以色列士兵不予理睬。

　　屠杀持续了一夜。两个难民营成了大屠场，成千的男女老幼的尸体横七竖八，有的倒在街上，有的被杀在家里。一些男人被捆绑着，拴在一起押在卡车上拖走，有的青年被割去了生殖器，有的喉管被割断，有的奶头被割掉，还有人头颅被砍掉，有的妇女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婴儿死去。几天以后，当国际红十字会人员清理屠杀现场时，人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尸体从瓦砾堆中抬出，遇害者呈现出的突然面临死亡的极度痛苦的面容，令人惊悸，令人发指。一群群巴勒斯坦人围着一堆堆的尸体放声痛哭，人群中不时传出凄厉的叫声，人们对亲人的惨遭杀害，痛苦万状。一些幸存者后来回忆说：“16日那一夜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天空始终没有黑下来，枪声始终没有停过，人们一直在尖叫。”

　　9月17日上午，大屠杀的消息已经到处传开，难民营中充满了恐怖，成群的难民离开加沙医院向北逃去，大约40名病人也跟着这些难民一起逃走。这时，屠杀似乎暂时缓和下来，但是，凶手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另一所医院阿卡医院。这个医院有4名医生打着白旗离开医院，但是迎面扔来了一枚手榴弹，3名医生当场被炸死。过了一会，一队刽子手来到医院，他们轮奸了一名19岁的巴勒斯坦女护士，然后将她杀死。另有2名巴勒斯坦医生被带出医院，不知去向。从难民营的地上留下的痕迹判断，一些士兵是靠着墙，一边品尝着小吃、吸着烟，一边杀人取乐的。地上留下了一些食品箱。

　　17日下午，凶手们开始掩盖罪行。3点左右，一辆推土机出现在夏蒂拉的大街上，推土机的铲子上堆满了尸体。夏蒂拉难民营的入口处，匆忙堆积起90具尸体，尸体之间夹杂着碎石破砖。有些巴勒斯坦平民就是在推土机夷平房屋时被砸死在房内的。与此同时，几辆推土机从萨布拉难民营隆隆地开出来，难民营的西墙外已经掘了一个大坟坑，成批的尸体就这样埋在坑内。这里距以色列的指挥所仅有100米左右。

　　9月18日上午，在掩盖罪行的同时，屠杀仍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10点半左右，那时一队以色列士兵刚刚开进难民营，此时已经再无可以屠杀的人了。持续了整整40个小时的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确切统计，有的说1000人，有的说1500人，还有的说达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