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2月6日英王詹姆士被宣布“自行退位”，立威廉和玛丽为国王和女王，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所谓的“光荣革命”事件。

　　“光荣革命”实际上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发动的一次政变，目的就是为了在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巩固资产阶级政权。

　　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崛起，在政治上也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地位，但是代表封建势力的旧贵族却依然设法维护他们失去的天堂。1685年，詹姆士二世继承王位，他大批释放被监禁的天主教徒，起用天主教徒担任军官。1687年，他又发布“信教自由宣言”，专制统治变本加厉，愈来愈威胁着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的利益。这时詹姆士已经年老，尚无子嗣，辉格党人和托列党人怕推翻詹姆士会引起新的人民革命运动，因此决定暂时忍耐，准备等詹姆士老死后再说。但是，1688年詹姆士得子，他们知道等待无望，就断然通过议会派遣代表去荷兰迎来詹姆士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并由各区代表组成代表会议，正式宣布了詹姆士下野，英国资产阶级的一次政变终于圆满地获得成功。

   《怀唐伊条约》是1840年时英国王室与毛利人之间签署的一项协议。它在新西兰建立了英国法律体系。同时，也确认了毛利人其土地和文化的拥有权。该条约被公认为新西兰的建国文献。该条约目前仍为现行文件。

    这个条约是英国政府诱迫新西兰的毛利人酋长签订的吞并新西兰的条约，又译《威坦哲条约》。1840年2月6日在新西兰北岛北端岛屿湾的怀唐伊镇签订，故名。1839年7月，英国委派海军官员W霍布森任新西兰副总督。1840年2月5日在怀唐伊召开新西兰北部毛利人部落酋长会议，宣布条约草案，6日与毛利族酋长签订此条约。主要内容为：

    1、毛利人各酋长让出其领土主权，凡岛上出生者，均受英国法律管辖。

    2、保证新西兰各部落酋长的土地、森林、渔场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如出售土地，应优先出售给英国女王。

    3、许诺毛利人可得到英国女王的保护，并可享有“英国国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1840年5月21日，霍布森宣布新西兰成为英国的领地，并定奥克兰为首府。 

    虽然《怀唐伊条约》被认为是新西兰的“建国文献”，但其赋予毛利人的许多权利都被忽略。尽管受到该条约的保护，毛利人却在19世纪和20世纪失去了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是如何失去的？这是人们常常质疑的问题，也是引起毛利人不断抗议的原因。 　　

    新西兰政府于1975年成立了怀唐伊调解庭（Waitangi Tribunal）以向世人昭示应该尊重该条约的效力。自那时起，怀唐伊调解庭已经受理了许多毛利部落（Maori iwi）向政府提出的权利诉求案件。在许多案例中，政府通常都被判决以金钱或土地的形式向毛利人做出赔偿。在最近10年中，新西兰政府与毛利部落，其中包括怀卡托（Waikato）的泰努伊部落（Tainui）和南岛的纳塔胡部落（Ngai Tahu），都达成了重大和解。相当一部分赔偿金用在了毛利人的教育和健康服务。　　

    《怀唐伊条约》签署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在大量移民对土地需求的压力下以及英国当局坚持其权威，致使条约的影响力减弱。一些毛利人部落拒绝出售土地，或者在他们的部落土地上拒绝接受英国法律，因此触发了1860年间的新西兰战争，造成大量土地充公及其它不公正的事件。至1890年间，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新西兰土地仍掌握在毛利人手中，四分之一的土地以非常不利于毛利所有者的条件租借给了欧洲人。

　　里根，1911年2月6日生。　　

　　里根是美国年龄最大的总统，也是保守色彩较浓的总统之一。他家境不富有，靠半工半读完成大学学业，先后担任过水上救生员、业余游泳教练等。他口才好，爱好体育和戏剧，在大学时是个风云人物。

　　1932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在电台担任体育播音员。1937年投身影坛，成为好莱坞的“二流明星”。60年代中期，在加利福尼亚权势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弃影从政，任加州州长8年。1968年和1976年两度竞选总统失利，1980年击败卡特，成为美国第四十任总统（1981年1月20日—1989年1月20日期间担任）　

　　里根在30年代是拥护罗斯福“新政”的民主党人，后来政治思想逐渐转变，1947年曾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上发表反共证词，1962年正式转入共和党，成为共和党保守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信条是：“讨好商业界，抨击大政府。”

　　里根入主白宫后，在内外政策上做了较大调整。对内，改变了多年来美国政府沿袭“新政”的一套经济政策，奉行“里根经济学”，明显地改变了美国经济长期“滞胀”的局面。对外，以对苏联强硬著称，大力扩充军备，利用美国科技优势，提出雄心勃勃的“星球大战”计划，以图“抖擞精神，压住对手”。他开始扭转了卡特时期力量对比对美不利的某些趋势，并从实力地位出发同苏联进行谈判。

　　里根曾是美国知名的亲台人物之一，但在他执政后，不得不面对现实，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出发，重视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在政治风格上，他政治思想保守，但有一定灵活性，较多地采纳共和党温和派和保守派的政策主张，兼顾两党其他派别的利益。他只抓大事，倚重智囊。

　　1989年任期届满后回到加利福尼亚州，过着丰富的退休生活。

　　《华盛顿海军条约》（《限制海军军备力量条约》）是于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其目的限制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与意大利的海军军备。条约的有效期到1936年12月31日为止。

　　条约主要规定：美、英两国的主力舰总吨位各不得超过52.5万吨；日本不得超过31.5万吨；法国、意大利各不得超过17.5万吨。缔约国的主力舰单舰标准排水量不得超过35000吨，主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在役主力舰舰龄须满20年后各缔约国才可以建造替代舰。 美、英两国的航空母舰总吨位各不得超过13.5万吨；日本不得超过8.1万吨；法国、意大利各不得超过6万吨。航空母舰的标准排水量不得超过27000吨，火炮口径不得超8英寸。 条约规定得以保留的主力舰和航空母舰不得进行重建或其它大规模改装。 缔约国在条约规定之外，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作战舰艇，不得装备口径超过8英寸的舰炮。 另外，条约还规定了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太平洋的各自领地上之海军军事基地和设防区域。

　　《华盛顿海军条约》签订之后，从1922年到1936年的15年间，史称“海军假日”时代。

　　金庸（1924年2月6日），香港“大紫荆勋贤”。原名查良镛(zhā liáng yōng，英：Louis Cha)，浙江海宁人，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更有金迷们尊称其为“金大侠”或“查大侠”。

　　金庸生于1924年，祖籍为安徽省桐城，出生在浙江海宁，查家为当地望族，历史上最鼎盛期为清康熙年间，以查慎行为首叔侄七人同任翰林。现代查氏家族还有两位知名人物，南开大学教授查良铮（穆旦）（四十年代九叶派代表诗人，翻译家），台湾学术界风云人物、司法部长查良钊。出自海宁的著名人物还有王国维和徐志摩。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金庸祖父查沧珊是“丹阳教案”的当事人。 

　　1937年，金庸考入浙江一流的杭州高中，离开家乡海宁。1939年金庸15岁时曾经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畅销内地，这是此类书籍在中国第一次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1941年日军攻到浙江，金庸进入联合高中，那时他17岁，临毕业时因为写讽刺黑板报《阿丽丝漫游记》被开除。另一说是写情书.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因对国民党职业学生不满投诉被勒令退学，一度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抗战胜利后回杭州进《东南日报》做记者，1948年在数千人参加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大公报》，做编辑和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当翻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南下到香港。 

　　1950年，《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工作，与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笔名姚馥兰和林欢）。姚馥兰的意思是英文的Your friend.(你的朋友)。1955年开写《书剑恩仇录》，在《大公报》与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开设《三剑楼随笔》，成为专栏作家。1957年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专职为编剧，写过《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合导过《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所用笔名为林欢）。

　　建国不久，金庸为了实现外交家的理想来到北京，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望地回到香港，从而开始了武侠小说的创作。

　　1959年离开长城电影公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期间又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金庸任董事长期间，《明报》成为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有人把它比喻成香港的《泰晤士报》。其对中国时局的预测和分析，是其它报纸不能比拟的。《明报月刊》则是华人世界最文人化的刊物，其对大中华关怀，深受全世界华人好评。　

　　从五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1972年宣布封笔，开始修订工作。 

　　1981年后金庸数次回大陆，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1989年辞去基本法委员职务，卸任《明报》社长职务，1992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1994年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1999~2005年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金庸博学多才。就武侠小说方面，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举凡历史、政治、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电影等都有研究，作品中琴棋书画、诗词典章、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儒道佛学均有涉猎，金庸还是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曾获法国总统“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英国牛津大学董事会成员及两所学院荣誉院士，多家大学名誉博士。 

　　金庸一支笔写武侠，一支笔纵论时局，享誉香江；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为商可以富比陶朱，为政可以参国论要：金庸一生的传奇，可谓多姿多彩之至。佛学对金庸的影响很大。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金庸中庸平和的风格。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合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言。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

    有关普通话有三种称呼：

    国语（Guoyu），由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规范与推广。国立编译馆主编、正中书局出版的部编大专用书《国语》内所解释，国语分广义和狭义来说，兹改述如后：“对外国语来说，则国内各民族的一切语言和文字，可统称为广义的国语；在本国，对方言来说，则指国家选定以北京地方的现代音系为标准音的标准国语，为狭义的国语，对内用以通行各地，对外作为国家语言的代表。” 

    普通话（Putonghua），按照1956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全国（不包含香港、澳门）推广。而香港及大陆民间有时也将“国语”一词作为大陆普通话以及台湾国语的别称（例如：中国大陆卡拉OK厅里的“国语歌曲”）。在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根据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中央政府在推广普通话方面没有角色。但两地政府以及民间机构均会透过不同管道推广普通话。 

    华语（Huayu），新加坡、马来西亚作为一种非官方、但有多数人使用的汉语，其语音也是取自北京话。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始建于1960年。1978年，教育部建立了中央电化教育馆。

     1979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北京举行开学典礼，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设立了电化教育馆，除西藏正在筹建广播电视大学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有广播电视大学。1986年，中国教育电视台成立并开通卫星频道，目前已有三个频道，其中一个频道专为9年义务教育服务。全国拥有省级教育电视台10个，地市级台104个、上万个卫星地面接收站，到9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世界上在本土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以广播和卫星电视传播为主要媒体的网上学习体系。

　　钟惠澜，1901年生，广东嘉应（今梅县）人。1929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4年赴英、美、德、法等11个国家考察。1936年回国。曾任北平协和医院副教授、中央医院内儿科主任、北平中和医院院长、北平大学医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人民医院、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第十八届副会长。为英国热带医学卫生皇家学会会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远东热带医学会会员。是第三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委。长期从事黑热病、肺吸虫病、回归热、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立克次氏体病的研究，在黑热病研究方面尤有成绩。1939年在国内首次阐明犬、人、白蛉在黑热病传染环节上的关系，倡用骨髓穿刺方法，检查黑热病利什曼原虫，对黑热病的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作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在抗美援朝反细菌战中获中央人民政府奖章、奖状。1962年获巴西政府授予的奖状。

　　1987年2月6日逝世。

　　1989年2月6日，经过长期准备的波兰“圆桌会议”终于开幕了。波兰党政当局和政治反对派代表，以及各界名流57人一同坐在圆桌旁，共商国家大事。这是波兰为寻求民族谅解开辟的新途径。

　　举行圆桌会议的动议是波兰当局1988年8月中旬提出的，当时正值波兰1982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工潮。波兰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将军受命提出，如果瓦文萨(波兰团结工会主席)帮助说服工人停止罢工，就意味着圆桌会议的开始。瓦文萨响应这一呼吁，于8月31日同基什查克举行了第一次会晤。而后，他奔赴各罢工地点，制止了罢工浪潮。1988年底，二人又进行了两次会晤，就召开圆桌会议等问题进行磋商。由于双方在会议议题、开会时间和代表人选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致使会期一再拖延。

　　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了十届十中全会续会，会上进一步讨论了改革党、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问题，并分别就两个问题作出决议。会议指出，波兰愿意同每一个建设性的政治力量进行对话，共同寻求谅解的形式；主张在民族谅解的条件下取消对成立新工会的限制，但前提条件是新成立的工会要遵守宪法和法律秩序，利用本国的财政资助制止破坏社会安宁和国家稳定的行为。

　　团结工会全国执委会对波党中央的决议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向社会对话迈出的重大步伐”，团结工会将以国家利益为重，遵守国家现行法律，并表示为了国家前途要尽快开始谈判。1月27日，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同内务部长基什查克举行了第四次会晤，双方同意2月6日开始正式举行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历尽周折得以召开，主要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和双方都变得更加明智的结果。以瓦文萨为代表的团结工会温和派经过1981年的挫折也接受了教训，认识到一味罢工不是克服危机、改善生活的最佳途径，于是接受了当局提出举行圆桌会议的倡议。

　　参加第一次圆桌会议的团结工会代表中包括当局曾经极力反对的“极端分子”库龙和米赫尼克。会上各方代表阐述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随后成立了三个专题小组，分别就经济和社会政策、工会多元化、政治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根据代表的建议，在小组之下还设立了外债问题、环保问题、物价和收入问题分组。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波兰“圆桌会议”于4月5日闭幕，双方签署了一项《公报》和3个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协议。波兰内务部长在会议结束时指出：“圆桌会议”将成为通向民主和自由的波兰之路的开端。

　　夏衍原名沈乃熙，1900年生于浙江杭州。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他赴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他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1929年，他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次年当选“左联”执行委员。1933年以后，他担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成为我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先后创作了电影剧本《狂流》、《春蚕》、《风云儿女》、《压岁钱》，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等，对30年代进步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特别是戏剧运动，同时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创作了《一年间》、《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多部话剧。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上海、南京和香港等地领导党的文化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先后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市文联主席等职。1955年后，他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曾改编创作《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等电影剧本，撰写了《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理论专著，这些作品已成为中国电影宝库中的经典，有着久远的艺术生命力。“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7年后，他先后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中日友协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2年，他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对外友协顾问、中日友协顾问、中国作协顾问。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热情肯定和高度赞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各项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1994年10月，国务院特授予他“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

    2001年2月6日，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宣布，通过定位克隆的方式，两家机构最近分别成功地克隆了遗传性乳光牙本质Ⅱ型基因。这两家机构是该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基础医学研究所医学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一成果，表明我国在口腔遗传病研究以及人类遗传疾病基因定位克隆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牙病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遗传性乳光牙病是最常见的口腔遗传病，发病率在1／6000—1／8000。这类病患者由于牙本质的矿化缺陷，牙冠易脱落，引起牙齿严重磨损。对此，目前尚无有效的药物能治疗。京沪等地的科学家，通过对四个遗传性乳光牙本质家系的分析，发现了位于四号染色体长臂的DSSP基因产物在牙本质发育及内耳正常功能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有用的线索，为该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希望。

　　这一研究的两篇论文同时发表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2001年2月出版的《自然遗传学》杂志上。国际同行称：这一重要成果有力地表明，随着人类基因组工作的迅速进展，人类遗传病基因的“定位克隆”已经不再为西方科学界所垄断。

　　这一成果是集体大协作的结晶。参加的单位地跨我国南北方，参与者包括医学科学家，参加单位有天津医科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2医院、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中国科技大学、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眼耳喉鼻科医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和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与南方研究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