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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9日 历史上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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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克劳德路易贝托莱(Claude Louis Berthollet,1748年12月9日-1822年11月6日) 法国化学家。贝托莱是拉瓦锡的亲密研究伙伴之一,和拉瓦锡共同制定了沿用至今的化学命名法。他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染料和漂白剂的研究,他发现氯气具有漂白作用。他还确定了氨气的成分。他和普鲁斯特曾经发生过持续八年的论战,最后导致了定比定律的确定。
  •     李善兰(1810年-1882年)字壬叔,号秋纫,中国清朝数学家。浙江嘉兴海宁人。少时治经学,于数学用力尤深。10岁即通《九章算术》,15岁通习《几何原本》六卷,17岁参加杭州乡试未中,从此钻研天文、历算,成为远近闻名的数学家。曾独立发明对数微积分。并在组合恒等式方面有李善兰恒等式。35岁刻印《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和《对数探源》三种数学著作。1852年-1866年受聘于墨海书馆任编译。与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9卷,完成明代利玛窦、徐光启未竟之业。又与伟烈亚力、韦廉臣、艾约瑟合译《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美国伊莱亚斯罗密士原著)、《圆锥曲线说》、《奈瑞数理》、《重学》、《植物学》等书,由墨海书馆雕版刊行。这些书对中国知识界有很大影响。为中国近代数学家的前驱,清代数学史上的杰出代表。撰有《则古昔斋算学十三种》及《考数根法》等。
        李善兰在1852年至1859年中,共译书七、八部,计七、八十万字,直接引进大量数学符号:=、×、÷、<、>、 ,而且他的翻译工作是有独创性的,创译了许多数学名词:“代数”、“常数”、“变数”、“已知数”、“函数”、“系数”、“指数”、“级数”、“单项式”、“多项式”、“微分”、“横轴”、“纵轴”、“切线”、“法线”、“曲线”、“渐近线”、“相似”等,其他学科如:“植物”、“细胞”等,这些译名独具匠心,自然贴切,其中许多译名随同他的译著被引入日本,且沿用至今。
  •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他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李约瑟难题也引起各界关注和讨论。
        李约瑟生于伦敦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苏格兰家庭,为独子。父亲是军医,母亲是音乐教师和作曲家。早年在剑桥大学受教育(学士1921年、硕士1925年1月、博士1925年10月),然后从1924年聘为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教授(fellow),在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实验室工作,研究胚胎学和形态发生。1937年,三个中国人来他的实验室一起工作(鲁桂珍、王应睐、沈诗章)。其中,鲁桂珍(1904年~1991年),一个南京药剂师的女儿,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和李约瑟发生了婚外恋,但这段恋情得到了李约瑟妻子的原谅。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很大的心灵震动,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从此之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发生极大兴趣,开始学习汉语,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
        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李约瑟从1942年~1946年在中国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为战时中国优秀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结识了竺可桢、傅斯年等中国科学家和学者,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此外他又游历了还没有为日本占领的地方,包括敦煌和云南,又参观考察了中国各学术机构从而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这对他后来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有极大帮助。之后,他赴巴黎当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而且得到中国学者王铃(王玲)的帮助而开始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948年,李约瑟回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尽管在1952年他因到中国查核细菌战的证据而受到排挤和批评,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写作计划。李约瑟从1967年至1976年担任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退休后,以他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87年,该馆发展为李约瑟研究所。1994年李约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李约瑟首先娶李大斐(Dorothy Needham,娘家姓Moyle,1896年~1987年)。李大斐死后两年,李约瑟再婚,娶鲁桂珍。从1982年,他得了帕金森氏症,1995年在剑桥寓所辞世,享年95岁。骨灰安葬在研究所门前的菩提树下。
        李氏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只会农业和艺术的观感。他以受非正式汉学教育的外国学者的身份,突出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丰富内涵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外他对中国科技史的见解很独到。他的工作亦打开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重视,使其成为重要的国际的学术,同时令中国学者对自己的科技史做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但是由于其自身并未接受过正规的科学史教育,研究中国科学史乃兴趣所致(这一点可以从他夫人的话中得证:“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他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后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
        同时亦因为李约瑟本是一位科学家,观点亦是以科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停滞不前。他的李约瑟难题正好证明了这点。一些学者以历代的汉化和中央集权,来阐明“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高度一统性,欠缺多元化和竞争,从而使科技停滞。应注意是这些学者笔下的“中国”是指“汉族”生活区,而不包括自清朝起所包括的蒙,满,回,藏,苗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区。
        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 (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 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   “一二·九”运动是1935年12月9日,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故都北平爆发的一场学生爱国运动。当时六七千名大、中学生不顾国民党的禁令,冲上街头同使用水龙、警棍的反动军警搏斗,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此为起点,一场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30年代初,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一再退让,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在鲸吞东三省、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州国后,1933年初又派兵侵占热河,直逼平津。南京政府又一次屈膝妥协,于5月31日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1935年夏,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华北事变。日方以天津两名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和遵化县长支持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为借口,于5月29日向国民党华北当局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于6月11日送来“觉书”,详细列出了日本提出的各项要求,提出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代表蒋介石,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代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分别在“觉书”上签字。在日本武力恫吓下,蒋介石又一次妥协退让,何应钦于7月6日复信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日方提出的各项要求“均承诺之”。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何梅协定》。贪得无厌的日本侵略者还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使冀、察、晋、绥、鲁五省正式脱离中国版图,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北平的学生们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鼓舞下,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12月9日,北平六七千名大中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层层封锁,聚集到新华门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学生们的爱国正义要求被拒绝后,义愤填膺,开始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走到王府井南口时,反动军警用大刀、水龙、木棍、皮鞭对付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当天有100多人受伤,30多人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一场震惊中外、名垂青史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这次运动轰动了全国,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恐怖统治,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狂澜。
  •   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文告,正式向日、德、意宣战。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展开了全面性抗战,中日之间已完全处于战争状态,但国民政府仅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未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日宣战,于是国民政府也正式发布《中国政府对日宣战文告》,明确宣布:“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所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作废。”

      自德、意、日在1940年9月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后,国民政府虽也宣布与德、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但却并未对德、意宣战。是日,国民政府在正式对日宣战的同时,也发表了对德、意宣战的文告,明确宣布:“中国对德意志、意大利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间之关系者,一律作废。”至此,中国与英、美、加、荷、澳、新(西兰)、法等国的联合阵线形成。
  •     柯棣华 (Dwarkanath S. Kotnis)(1910年10月10日-1942年12月9日)出生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绍拉浦尔市,家庭出身属于较高的种姓,但由于兄弟姊妹共有8人,生活并不富裕。他的母亲有残疾,父亲有民族解放思想,幼年时即随同父亲参加抵制英国货的斗争。后来考入孟买著名的G.S.医学院,因为参加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被迫辍学。又以顽强不屈的精神重新考学,终于于1936年从孟买助学医学院毕业并考取英国皇家医学院。

        二战爆发后,他没有去英国上学,参加了巴苏大夫领导的一个五人援华医疗队,于1938年到中国,为国民革命军救助伤员。1939年2月前往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医疗队,在晋察冀边区全力抢救和日本军队作战的伤员,并以自己的身体试验治疗当时在边区流行的传染病。1941年接替牺牲的白求恩大夫,成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

        1941年他和卫生学校的教员郭庆兰结婚,婚后生有一子,由当时晋察冀边区司令聂荣臻起名为柯印华。柯棣华于1942年7月7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由于癫痫病发作,在前线逝世,年仅32岁。

        1949年将他和白求恩大夫安葬在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陵园中惟有的两座雕像是他和白求恩大夫。为了纪念他,毛泽东亲自写了一个条幅:“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这帧条幅目前存放于柯棣华家族。

        国际舆论认为,除了释迦牟尼和达摩祖师外,他是第三位对中印关系起了重大影响的印度人,所有访问印度的中国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江泽民等,都慰问过他在印度的家族。中国和印度都为了纪念他发行过邮票,印度还曾以他的生平事迹拍过一部电影。
  •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办灭绝种族罪公约》,1951年1月12日生效。全文共19条。公约规定,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即为灭绝种族罪;这种行为以及预谋或煽动灭绝种族的行为,不论发生于平时或战时,均系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应予防止并惩治。各缔约国必须制定必要的法令以保证本公约的实施。
  •   1979年12月9日,马燕红获体操世界冠军。马燕红,1963年 7月5日生。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回族。在1979年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她获得高低杠冠军,是我国首次获体操世界冠军。在 1984年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上又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1981年和 1984年两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     高士其(1905年11月1日-1988年12月9日),原名高仕,祖籍福建福州人,生物学家,化学家,科学文艺家,诗人,教育家。

        高士其1918年考进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于1925年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医学博士,期间因实验中意外感染甲型脑炎病毒 ,从此留下了周期性双眼昏花、眼球上翻以及两手颤抖的后遗症,导至1939年全身瘫痪。

        高士其1931年开始发表科学文艺作品。1935年与人合著出版了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1949年从香港到北京,其后主要进行科学文艺创作。1949~1965年,创作了大量的科学小品、论文及诗歌。他的科学小品,被认为擅长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深奥的科学道理,他的著作题材广泛,含有丰富的趣味和丰富的知识。同时他的科学诗歌也被认为擅长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科学道理。
  •   1991年12月9日—10日,欧共体第46届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12个成员国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草签了包括《经济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两部分的《欧洲联盟条约》。因该条约是在马斯特里赫特签署的,故而又称作《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

      《政治联盟条约》确定了政治联盟的基本目标。为便于推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条约在决策方式上规定对某些决定可采取特定多数制,这是对至今实行的每项决定必须一致通过这一规定的重要补充。条约还准备把西欧联盟变为一个地区性防御机构,作为政治联盟的组成部分,实施与防务有关的决定。在防务问题上,由于英国反对建立欧洲独立财务体系,主张西欧联盟只作为北约的补充,而法德则主张把西欧联盟作为欧共体的防务机构,结果条约规定,把西欧联盟建设成欧共体的防务机构,负责制订欧洲的防务政策,同时与北约保持一定联系。条约还规定用5年时间让西欧联盟与北约把包括后勤在内的各项工作统一起来。

      《经济联盟条约》确定了经济和货币的最终目标,规定至迟于1998年7月1日成立欧洲中央银行,并于1999年1月1日实行单一货币。按原先计划,如到1996年,有7个国家符合规定的经济标准(通膨率在5%以下,财政赤字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60%),便于1997年实行单一货币,但需由12国多数表决通过。条约规定,如届时达到上述标准的不到7国或多数表决未能通过,那么达到标准的国家至迟于1999年1月1日放弃本国货币而实行单一货币,其他国家待达到标准后参加。

      实行经贸联盟的目标意味着成员国把货币决策管理的自主权转让给欧洲中央银行,这个超国家机构将承担起行使成员国货币主权的职能,以确保价格稳定及实现统一大市场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的整体利益。

      《马约》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一次突破性的进展,它表明欧共体将朝着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等多种职能兼备的联合体方向发展。因此,《马约》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