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6月11日，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和王后马欣于贝尔格莱德的皇宫中被杀死。这起刺杀事件是塞尔维亚军方和政府高级官员组织的革命计划中的部分。军方宣布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王子为国王。大多数观察家相信塞尔维亚政府会表示同意。

    虽然由于刺杀计划严格保密，许多细节无人知晓，但是人们相信，亚历山大国王意欲将军事学院从贝尔格莱德驱逐出去，从而激怒了军人。因此，在他宣布宪法停止生效这个事件后，军方开始密谋这次刺杀行动。

    这些由马斯沁上校和米斯切斯上校率领的谋杀者于午夜冲进皇宫，向所有企图阻止他们的人开枪射击。冲入国王卧室时，刺杀者连开数枪。王后当场毙命，国王中弹后又活了数小时，终于在早晨4点死去。

    这次军事政变选在6月11日举行，为的是纪念亚历山大国王的外祖父的弟弟迈克尔国王遇刺34周年。迈克尔国王是被卡拉乔尔杰维奇家庭派人杀死的。卡拉乔尔杰维奇家族·直不断反对执政的奥布廉诺维奇家族。有关的报道表明，塞尔维亚人民欢迎奥布廉诺维奇家族统治的结束，期待着光明的未来。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共同签订《中俄蒙协约》。这是自1914年9月8日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以来的最终结果。

    《中俄声明文件》签订后，根据文件的规定，中、俄、蒙三方于1914年9月8日起在恰克图会议，解决各项未决问题。中国代表为专使毕桂芳、驻墨西哥公使陈录，俄国代表为驻外蒙总领事密勒，外蒙代表为喇嘛达锡札布。三方各自提出了条约草案，其争执的要点在于铁路、邮政、税则、司法诉讼等具体问题。6月7日，三方终于达成协议。

    《恰克图协约》商定：外蒙承认中俄声明文件及另件，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自治，不在外蒙驻军及办理殖民；外蒙仍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公文使用民国年历，兼用蒙古干支纪年；外蒙有权办理一切内政及与各国订立工商条约，但无权订立政治与土地关系的国际条约；中国商民运货入外蒙不纳关税，但须按当地规定交纳各项货捐；中蒙、中俄人民间发生诉讼，由中蒙、中俄双方会同审理；《俄蒙通商章程》继续有效。

    协约在形式上取消了外蒙的“独立”，代之以“自治”，但外蒙仍有权与外国缔结有关工商条约，俄蒙商约依然有效。

    《协约》签定当天，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一仍其旧，赦免所有参加库伦独立之人。

    9日，库伦活佛致电北京政府取消“独立”及国号年号，北京政府于库伦设办事大员公署，任命都护使，于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佐理专员公署，任命佐理员。中国对外蒙恢复了名义上的治权，喧嚣一时的外蒙问题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1924年6月11日，日本第一届加藤内阁成立，日本进入为期8年的政党组阁施政，即政党政治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力增强的垄断资产阶级要求政党组阁，取代特权藩阀政治，镇压国内进步势力。1924年6月11日在众议院总选举中获胜的宪政会等资产阶级政党组阁，宪政会总裁高藤高明任总理大臣。

    此后至1932年，先后建立以众议院议席位数为基础的第二届加藤内阁(1925一1926）、若规礼次郎内阁（宪政会，1926一1927）、田中义一内阁（政友会，l927一1929)、洪口雄幸内阁（民政党，1929—1931)，若规内阁（民政党，1931)、犬养毅内阁（政友会，1931—1932)等，主要由政友会、民政党总裁轮流出任总理大臣，实现以众议院多数党执政的所谓“宪政常规”。

    政党政治并未改变日本政府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基本方针，但也与军部时有摩擦。1932年5月法西斯军人发动政变，推翻犬养内阁，政党政治时代至此结束。

    武汉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会战最终以武汉失守结束，但日军并未在此场战役中达成歼灭重庆军（日方对国民革命军称呼）的目标，同时兵力以及国家预算也无法支持大规模战争的力量。抗日战争在此转入战略僵持阶段。
    国民政府自芦沟桥事变以后面对攻势强悍的日军虽然组织了大规模部队抵抗进攻，但并未能有效阻止日军的攻势，在卢沟桥后数月内日军连续夺取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至12月更占领中国首都南京。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华东及华北的重要城市多已为日军控制，战争形势对中国极为不利。上海、南京沦陷后，中国政府及民营部门、大批难民、以及各种战略物质大举西迁至西南重庆，其中大部分因运输不及仍滞留于武汉。加上武汉原有的工业、经济、文化基础，到1937年底，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实质首都。因此武汉失守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可谓攸关生死存亡之大事，因此积极的在此地增兵防卫日军攻击。
    日本方面，由于1937年开始的诸次军事行动让日本感到兵源匮乏开始逐步增兵，增兵加上前线开销使得日本平时经济体系无法负荷；军费的开销迫使近卫文磨内阁于1938年进行内阁改组，并于同年5月5日发布国家总动员法，日本自此正式进入战时经济体制。日方急欲在短期内迅速逼垮国民政府，以便聚集更多资源以便进行北进以及南进政策。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中所说，要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师百万受制于中国”。因此日本对于武汉会战也是倾举国之力，孤注一掷。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所述，“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准备增援武汉。
    1938年6月，日本军队向安庆发动进攻，武汉会战爆发。
    武汉会战结果虽然武汉仍然失守，但国民革命军阻止日军攻势几个月的结果让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破功；争取到的时间成功让转移至华中的设备以及人员再迁移至西南地区，为以后能够长期坚持抗战奠定了基础。因此武汉会战被视为中国由全面抗战初期的大溃败逐渐稳住阵脚，转入长期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1938年秋，鹿钟麟奉国民党政府的命令，成立冀察战区，设立河北省政府。鹿钟麟上任后，便以省政府的名义要求取消冀南行署，并制造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格部队与抗日部队间的军事磨擦。

    1938年12月以后，张荫梧部队连续袭击八路军，暗杀入路军人员，活埋抗日军人家属，包围抗日县政府，赶跑民选县长，剥夺敌后抗日军民的民主权利，吊打和杀害民选的村长等。

    1939年6月11日，张荫梧竟然袭击驻在冀中深县的八路军后方机关，修杀人路军干部和战士400多人，制造了深县惨案。

　　1950年6月11日，法国当代著名艺术大师亨利·马蒂斯在威尼斯艺术节中荣获大奖。

    马蒂斯这位杰出的油画家和雕刻家要求与他的同事和朋友亨利·劳伦斯共同分享这·荣誉，而劳伦斯的作品很少为公共所接受。在威尼斯，81岁的马蒂斯的获奖博得了人们的称赞，尽管有若干艺术家和批评家认为竞赛的评委们忽视了马克·查加尔。

    在过去的50年中，马蒂斯影响过几十位法国回家。他被认为是野兽派的主要代表，但是人们也承认他在自己艺术生涯的早期就同所有正规学派和风格断绝了关系。

    马蒂斯曾在巴黎美术学校在隐退的古斯塔夫·莫罗指导下学画，并于1896年首次举办画展。本世纪初，马蒂斯漂流在外，以自己的风格进行实验制作，投身于具有鲜艳色彩的新世界之中。

    他的油画简洁明快。在摩洛哥的旅行使他深受感动，所以从他画面的装饰中，从他使用的粗线条及浓淡不分的彩色中，可以见到阿拉伯人的影响。他喜欢以奴隶和侍妾作为主题。在笔墨素描和石版画中，他喜欢运用简单的几何线条。

    马蒂斯在威尼斯获得荣誉时，他正在从事·项新的设计工程--装饰法国文斯的“玫瑰园的多米尼加教堂”，在他的指导下，这个教堂的墙壁涂上黑色和白色，但阴沉的气氛在漂亮显眼的着色玻璃的衬托下十分突出。文斯是座落在山坡上的·座城镇，在格拉斯附近，俯瞰着地中侮。战后，马蒂斯·直居住在这里。

    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在美国广为人知。1913年，马蒂斯在著名的纽约军械库展览会上首次举办自己的大型美术画展。后来，1948年在费城举办的艺术家过去作品展览会上，他的作品也参加了令人难忘的展出。

    威尼斯艺术节每两年举行一次，它给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相互会面的机会。在过去的几年里，法国人垄断了授奖仪式。在上次艺术节上乔治·布拉克赢得大奖。今年，美国在威尼斯展览会受到了广泛的评论。风景画画家约翰·马林的作品在第·流的回顾画中具有代表性。新·代艺术家的油画也引人注目，他们当中有杰克逊·波洛克和威廉德·库宁。

　　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乌兰夫为第一住院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全国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

    学院的任务是为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及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高、中级干部；研究和介绍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问题；组织和领导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编辑、翻译工作。学院创办初期，只有一个军政干部训练班和语文系的藏语班，学员300多人，1952年设立了有20多种语言专业的少数民族语文系，并建立研究部，开始从事民族问题研究。

    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的东方语文系藏语、维吾尔语等专业的部分师生和清华大学社会系师生、燕京大学民族系师生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部分民族语言、民族历史的研究人员也调入学院，加强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克里姆·哈塔比(1882—1963)是摩洛哥民族英雄、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1921—1926年里夫大起义的领袖。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克里姆于1882年出生在摩洛哥北部山区的阿杰迪尔村。他的曾祖父阿卜杜·克里姆是伊德里斯王朝的一个谢里夫，曾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本族，从而产生了阿卜杜·克里姆家族之称。他的父亲是本部落·位很有名望的卡迪。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除了母语柏柏尔语外，还熟练地掌握了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虽然摩洛哥已被瓜分，但是由于战争的爆发，法国和西班牙均未对其大部分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特别是在西属地区，由于当地人民的不断斗争，殖民当局还无法在许多地区实行管辖。大战结束以后，西班牙政府决定征服整个西属摩洛哥。

    1920年，西班牙殖民当局最高军事统帅西尔维斯特将军率领西方殖民军，开始进犯里夫山区。阿卜杜·克里姆便帮助父亲进行军事部置，把400多武装起来的乌里阿格勒人部署在塔弗尔西特·带，阻击敌军，从而揭开了里夫起义的序幕。

    不久，在西班牙殖民当局阴谋策划下，阿卜杜·克里姆的父亲不幸中毒身亡。在乌里阿格勒部落议事会上，精明强干、足智多谋的阿卜杜·克里姆被选为部落的军事首领。他牢记父亲的“绝不屈从于西班牙人”的临终遗言，决心带领群众为民族的尊严、自由和独立而战斗到底。

    1921年上半年，西尔维斯特依仗军事上的优势，很快占领了胡塞马和阿巴拉等重要据点。阿卜杜·克里姆在最初的失利面前没有气馁。经过认真的考虑，他决定乘西军骄傲轻敌之时，向阿巴拉发动一次突袭。结果，经过几小时的白刃战，乌里阿格勒人又成了阿巴拉的主人。这·胜利吹响了里夫全面起义的战斗号角，那些犹豫不决的部落纷纷投奔阿杰迪尔，几星期内起义军就迅速增加到了3000人。

    阿卜杜·克里姆抓住战机，乘胜前进，于7月21日至26日和8月初又发动了阿努瓦勒战役和阿鲁伊山战役。起义军先扫清了敌阵外围据点，然后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打得两万人的殖民军全军覆没，殖民军总头目西尔维斯特被迫自杀，殖民军另一头目纳瓦罗被活捉。起义军大获全胜。仅阿努瓦勒一战就缴获大炮129门，机枪400多挺，步枪两万多支和无数弹药。连西方殖民主义史学家也不得不哀叹西班牙的这次大失败“是任何国家殖民史上未曾有过的一次大失败”。

    在这一伟大胜利的鼓舞下，里夫其他部落纷纷起来参加反殖的民族起义军，紧密团结在阿卜杜·克里姆的周围。从此，阿卜杜·克里姆就由乌里阿格勒部落的军事首领成为全里夫的军政领袖。

    1923年初，随着越来越多的部落参加了起义队伍，里夫东部和中部基本实现了统·，建立国家的条件业已成熟。2月1日，阿卜杜·克里姆召开所有参加起义的部落代表大会，会议正式通过由12名卡伊德签署的文件，确认阿卜杜·克里姆为里夫的埃米尔，宣告独立的里夫国家成立。

    1924年后，阿卜杜·克里姆的主要精力又转到军事方面上来了。这年之初，不甘心失败的西班牙当局从本土调集大批援军到摩洛哥，在空军的掩护下，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进攻。它还指使西部大封建主拉伊苏利向里夫挑衅。阿卜杜·克里姆把里夫军队部署在得土安到梅利利亚的防线上，并亲临东线战场指挥作战。里夫军队很快消灭了拉伊苏利的部队，然后集中力量打击殖民军。在西迪——迈索战役和卢河河谷战役中，里夫军队大败西班牙殖民军，接着进逼得土安。在三万人丧生后，西班牙的残兵败将再次退守沿海戍地。西军的第二次进攻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里夫人民的斗争严重地打击并威胁着法、西两国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法、西两国越来越感到，要维护各自的殖民统治，两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里夫人民。经过·系列的谈判，1925年7月，双方达成了协议，建立法、西委员会，决定采取联合军事行动。8月，法国30万正规军在南部开始全线进攻；9月，10万西军在法国舰队的支援下在胡塞马湾登陆，乘里夫后方空虚之机，占领了里夫国家的首都阿杰迪尔。

    在法、西联军的强大攻势下，人数只有七万的里夫军渐渐失去了主动权。1926年5月，法军机动部队在空军配合下突破了布泽尼卜防线，打通了通向阿卜杜·克里姆指挥部的道路，逼近塔尔吉斯特。5月27日，阿卜杜·克里姆被迫向法国投降。轰轰烈烈的里夫独立解放运动终于失败。

    阿卜杜·克里姆投降后被法国当局流放到印度洋中的留尼汪岛，他的家属也和他·起被流放。流放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自己的家乡和人民。1932年，他向法国政府递交了·份请愿书，表达要求回到摩洛哥去的心愿，但遭到法国政府的拒绝。

    1956年摩洛哥获得独立后，他感到由衷地喜悦。1958年，摩洛哥政府授予他以民族英雄的称号。独立后，摩洛哥国王曾两次请他回国，均被他拒绝。这是因为他不同意在摩洛哥实行君主立宪制。

    1963年6月11日，阿卜杜·克里姆在开罗与世长辞。

　　1963年6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1873年生)。沈钧儒，浙江嘉兴人。清朝光绪进士，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从事立宪运动，参加辛亥革命，反对北洋军阀。提倡新道德、新文化。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率先响应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先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7人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到抗战爆发后出狱。在汉口筹组“抗敌救亡总会，1941年创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副主席等职。1956年当选民盟主席。

　　李苦禅（1899～1983），原名李英杰、李英，字超三、励公。生于山东省高唐县贫苦农家，我国当代杰出的大写意花鸟画家、书法家、人民的美术教育家。1899年1月11日（戊戍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唐县李奇庄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在民间艺人的影响下，走上了艰苦的艺术征途。

    1919年他来到北京，先入北京大学附设的“勤工俭学”（又名法文专修馆），半工半读坚持学习。同时，又在北京大学附设的“业余画法研究会”，向徐悲鸿先生学习素描与西画。1920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文，1922年转到“北京国立艺专”西画系学习。这期间，经常靠晚间拉洋车维持生活。为此，同学林一卢赠他“苦禅”二字为名（苦，即苦难的经历；禅，古称写意画为禅宗画）。

    1923年，他拜齐白石为师。齐白石看出22岁的他乃天纵英才，视他为知已，赞赏他道：“英也奇吾心，苦也过吾，英也无敌，将来英若不享大名，世间是无鬼神也。”此时，齐翁名气尚微，加之当时北京摹古风盛，唯齐翁别开生面，大胆创新。因此，颇受讥议。

    1925年，他从“北京国立艺专”毕业，任北京师范学校的教授，兼任保定第二师范教授。1930年，应聘到杭州艺专任国画教授。

    抗日战争初期，北京沦陷，李先生极为激愤，辞去一切“公职”，隐居前门老爷庙与西城柳树井二号，因他平日与爱国志士交往甚密，于1939年被捕入狱，严刑拷打，坚贞不屈。

    抗战胜利后，1946年李苦禅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1949年，北京解放后改为兼任教授，李先生于1950年上书毛主席，请求安排工作，毛主席当即写信给徐悲鸿院长，并派秘书前去看望，随即李先生被安排到“中央美术学院”附设之“民族美术研究所”任研究员。尔后又调至该院的国画系任写意画教授。

    “文革”期间，李先生惨遭迫害，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栏”，经受百般折磨，之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

    1972年敬爱的周总理派人请老画家作画，李先生被邀请参加，三年中为国家作画三百余幅。

    “文革”后，李先生恢复了名誉。绘出《红梅怒放图》、《晴雪图》等等，尔后，又任“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与政协第五、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1年投入科教片“中国花鸟画”、“苦禅画鹰”与“苦禅写意”的拍摄工作，将毕生宝贵艺术经验毫无保留地付诸银幕，献于子孙后代。期间，创作了巨幅“墨竹图”与“盛夏图”等杰作。

    1983年春，有关部门举办李苦禅教授从事教育事业六十年祝贺大会。6月8日应邀为日本长崎孔子庙书写了巨联：“至圣无域泽天下，盛德有范垂人间”。

    1983年6月11日凌晨一时李苦禅先生不幸逝世。

    在艺术上，李苦禅吸取石涛、八大山人、扬州画派、吴昌硕、齐白石等前辈技法，在花鸟大写意画方面发展出独到的特色。他的画笔墨雄阔，气势磅礴，自成风貌。李苦禅常言：“字画如其人，艺术及人品之体现，人无品格，行之不远，画无品格，下笔无方。”

    李苦禅传世作品有《盛荷》、《群鹰图》、《兰竹》、《芙容》、《秋节风味》等。1978年出版《李苦禅画辑》。

    李苦禅去世后，山东济南市政府将“李苦禅纪念馆”建在山东济南西青街的万竹园里。这是一座占地1.2万平方尺、历经六百年历史的庭院，1986年正式开放，里面收藏有李苦禅的重要画作及古董。其中有李燕在文革中冒死救出的文物，明版的周易、乾隆手抄本《奇门五总龟》（奇门遁甲）及《玉匣记、道家方士典籍》、齐白石的几方印章，包括“死无休”三字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