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于1494年6月7日，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托尔德西里亚斯签订的一份旨在瓜分新世界的协议。协议规定两国将共同垄断欧洲之外的世界，并特别将位于佛得角群岛以西300里格(约合1770公里或1100英里)，大约位于西经46度37分的南北经线，为两国的势力分界线：分界线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西、葡两国分别于该年的7月2日和9月5日批准了该条约。由于麦哲伦的环球航行，1529年两国又重新签订了《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ssa）用以明确这一分割在太平洋上的位置。

    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年6月7日—1903年5月9日?，生于法国巴黎，印象派画家。大部份艺术史家将他归于后印象派。

    高更早年经商，业余作画。早期绘画手法受毕沙罗影响。1881年在巴黎参加印象派画展。1883年成为职业画家。1886年在布列塔尼组织“阿旺桥画派”。1891年到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生活，开始形成独特的画风。高更厌倦都市的虚伪繁华，向往海岛的纯朴自然。画作多描绘岛民原始风俗与仪式，人物造型浑厚丰实，色彩大面积平涂，线条轮廓醒目，富于象征意味和装饰效果，对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较大。1903年5月9日逝世。代表作有《雅各与天使搏斗》（1888）、《亡灵的注视》（1892）、《敬神节》（1894）、《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1897）、《两个塔希提妇女》（1899）等。

    高更的作品趋向于“原始”的风格。其用色和线条都较为粗犷。高更的作品中往往充满具象征性的物与人。此外他是印象派中融合了原始艺术风格的知名艺术家。现代艺术史中，高更往往被拿来与梵高并论，他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互相画过对方的肖像，但最后却步上不同的道路，并没有维持很好的友谊。高更不喜欢都市文明，反而向往蛮荒的生活，这些都在他的作品中看得出来。

　　别林斯基生于斯威阿堡城，父亲曾任军医。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1831年因为写了一部揭露农奴制度的剧本《德米特里·卡里宁》被校方开除。1838年开始为《望远镜》和《杂谈报》撰稿。1834年发表第一篇文学论文《文学的幻想》，1838年任《莫斯科观察家》杂志编辑，次年该刊停办，迁居彼得堡，主持《祖国纪事》杂志文学批评栏。在短短的几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俄国文化生活中的许多重要现象进行了评论。到彼得堡后，他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对农奴制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在《艺术的观念》（1841）、《关于批评的讲话》（1842）、《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等许多论文里，抛弃了先前的唯心主义的艺术观点，提出了文艺的本质“在于再现现实”，“艺术是现实的复制，从而艺术的任务不是修改和美化生活，而是显示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以及“典型化是创作的一条基本法则”等文艺观点，成为俄国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奠基者。1846年离开《祖国纪事》，在《现代人》杂志主持文学批评栏，使该杂志成为当时俄国最先进的思想阵地。他于1847年出国就医，同时写了著名的《给果戈里的一封信》。同年秋返回彼得堡，继续文学工作，1848年6月7日逝世。

　　“治学和从政有两个基本条件——定见与毅力。研究科学的人一味囿于陈腐见解，决不能有所成就：替国家社会服务的人因循敷衍，随波逐流，岂能有伟大成功？”这是德国著名科学家菲力普·伦纳德的名言。

    菲利普爱德华安东冯伦纳德生于1862年6月7日。中学毕业后，他远离家乡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读大学。后来奎克教授推荐他到柏林大学，在那里，他成了德国著名科学家赫尔姆霍兹的得意门生。1892年起任波恩大学的讲师和赫兹教授的助手，1894年被任命为布雷斯劳大学的教授，1895年成为亚琛工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1896年海德堡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1898年为基尔大学教授。1894年整理出版了赫兹的遗作《力学原理》。

    1888年伦纳德在海德堡大学昆克手下工作，他完成了他关于阴极射线的第一项研究成果，他研究了当时赫兹关于阴极射线有与紫外线相似特性的观点，并设计了一个实验，以探究阴极射线是否像紫外线一样，能够通过放电管壁上的石英窗，他获得的结果是阴极射线没有这样的特性。但是后来，1892年他在波恩大学做赫兹的助手时，赫兹让他观察了他的新发现，赫兹将一片盖上铝箔的含铀玻璃片放入放电管，当用阴极射线轰击铝箔时，铝箔下面发出了亮光。赫兹因此建议可以用铝薄板将放电管内的空间一分为二，在空间的一部分内，阴极射线由常规的方法产生，而在空间的另一部分，可以在真空的条件下观察阴极射线。赫兹由于过于忙碌，便授权莱纳德做这个实验，他后来因此获得了“伦纳德窗”的重要发现。在尝试了不同厚度的铝箔后，伦纳德终于在1894年发表了他的重要发现，用于封闭放电管的石英板可以用铝箔代替，铝箔的厚度恰好能够保持放电管内的真空状态，但又必须足够薄以让阴极射线能够通过这样，这样不但能研究阴极射线，也能研究阴极射线在放电管外引起的荧光现象。伦纳德从实验得出结论，阴极射线在空气中只能传播分米级的距离，而在真空中却可以传播数米而不会衰减。在赫兹1892年宣称阴极射线不可能是粒子，而只能是一种以太波的观点后，莱纳德曾表示赞同，但是后来在让巴蒂斯特皮兰（1895年）、约瑟夫汤姆生（1897年）和威廉维恩（1897年）的研究成果证明了阴极射线的粒子特性后，伦纳德放弃了这一观点。汤姆生最后作出了阴极射线是由带负电的电子组成的结论。

    此后，伦纳德又继续拓展赫兹关于光电效应的研究，他分析了在高真空环境下光电效应的特性和本质，证明了当紫外线照射在金属上时，会使电子从金属表面逸出，并在真空中传播，电子在电场中被加速或减速，电子轨迹在磁场中改变。

    不过，伦纳德从反犹太人的种族主义立场出发，从1920年起在多次在公开场合批判犹太人科学家爱因斯坦，并鼓吹所谓的“德意志物理学”。希特勒上台后，莱纳德加入了纳粹党籍，成为希特勒无比忠实的科学顾问，宣扬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排犹主义理论。而作为回报，纳粹党将莱纳德作为雅利安或德国物理学的领袖，纳粹在物理学界的代理人。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考虑到莱纳德年事已高，免除了对他的非纳粹化措施，莱纳德于1947年在德国梅塞尔豪森去世，他的遗产现存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

    后人为了纪念他，把阴极射线命名为“伦纳德光”。伦纳德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对紫外线等都有研究。他还在伦堡大学主持世界上第一所原子研究所，首创原子放射学。

    伦纳德的著作包括：《关于以太和材料》（1911年第二版）、《阴极射线的定量分析》（1918年）、《关于相对论》（1918年）和《伟大的自然科学研究者》（1930年第二版）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后，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接收初期，台湾官绅如丘逢甲等人抗拒割让日本，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末代台湾巡抚唐景嵩为总统，抵抗日本军队的接收，结果日军甫登陆唐景嵩立刻逃至厦门，6月26日刘永福继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将台湾民主国中部以北防务委由台湾知府黎景嵩指挥，派遣统领杨戴云、提督李惟义、督办吴澎年扼守苗栗尖笔山与彰化八卦山。之后三个月，民主国和日军发生不少规模不小的血战，并共造成台湾方面14000名兵勇战死，史称乙未战争，同时也是台湾史上最大一次战争。

　　初期日本治台任用军人为台湾总督，以敉平当时各地的动乱组织。后到日本大正年间，政局转稳，日本政府开始大量建造各项基础建设，如自来水、电力、公路、铁路、医疗、教育。并大量开采台湾自然资源，如金铜煤矿、森林、樟脑、蔗糖、稻米、食盐等，用来作为日本重工业的发展。同时，日本重新划定台湾行政区域，对重要的区域都市开始进行“市区改正”工作，拟定都市计划，改变过去台湾常见的清末闽南地区的乡镇风光，使得街道风貌渐为西洋化，并规划道路桥梁、公园绿地、自来水与下水道、电力工程、卫生机构、公家厅舍等。

　　另一方面，受制于殖民政策，日本对台湾人进行殖民教育。虽然在教育制度上对台湾本地人并没有明文限制，但是台湾人受到与在台日人的差别待遇或歧视则时有所闻。虽然一般认为日治时代的台湾人，被限制仅能接受医学、农牧等技术性质高等教育。不过这种说法是以讹传讹。二二八事件的遇害者就不乏是在日治时代修习文、法科而成就卓著者：如台大文学院长林茂生、高等法院推事吴鸿麒、新竹地检处检察官王育霖（为台湾人在日治时代第一位检察官），台南市名律师汤德章等等，不胜枚举。对推广台湾教育之普及亦有其功。

　　台湾人民对于日本殖民政府的反抗，初期多为激烈的武力冲突（以中、南部地方势力居多），最后都以被镇压瓦解或被诱导归顺收场。自1920年代开始，随著日本进入“大正民主”时代，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民族自决”主张的影响，台湾的知识份子也展开一连串要求自治与制度改革的运动，结合偶发的劳工运动，并向民间广为宣传，但到了后期，因为左、右两派的分裂，及殖民政府加强压制力道而逐渐消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7年起），日本为加强对台湾的控制，推行皇民化运动，“鼓励”台湾人说日语，改姓日本姓氏，穿日本服饰，奉祀传统日本宗教信仰，全盘接受日化生活。另外也以各种方式召集台湾人从军或负担军队劳役，投入中国及东南亚战场。

    日本占领台湾所带来的文化影响极其深远。从日治时期受到日本的温泉、日本酒、杂烩、和室...等影响，到现今卡拉OK、电视剧、漫画、动画片、电视游戏、Cosplay等，且目前台湾有四个电视频道专门播放日本节目，影响可谓深远。许多年轻人喜欢日本偶像明星、集日本的流行资讯，这些喜欢日本文化的青年人被称之为“哈日族”。

　　1901年6月7日，《清议报》刊登了梁启超的一篇《立宪法议》的文章。梁启超在这里头一次提出了“预备立宪”这个主张。他在文章中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3种：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立宪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施政方针变动太多，选举总统时竞争太激烈，对国家不利；君主专制政体，君民之间尖锐对立，人民极苦，而君主和大臣也极危；只有“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但是，梁启超又说，根据中国目前的条件，特别是根据国民现有的程度来看，还没有资格实行君主立宪，只能从事预备立宪。他说：“立宪政体者，心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20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语于此。”对于如何从事预备立宪，梁启超也在这篇文章中作了补充说明。从此，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政治活动的主要口号，由“尊皇”、“剿匪勤王”转为争取实现“预备立宪”，并以此作为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对立的主要纲领。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在恰克图签订，中国失去了在外蒙古的实际统治权。根据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及附件，关于中国及俄国在外蒙的利益，均应由中、俄、蒙三方酌定地点，委派代表接洽。因此于1914年9月8日三方在恰克图开议商谈。自1914年9月8日至今签订成立，费时达9个月。正式开会48次，会晤谈判也不下40次，才告完结。会议之所以迁延费时，是因为中国与俄、蒙间存有严重歧见，如：蒙古声明并无独立事情、取消帝号及“共戴”年号、外蒙境内铁路、邮政、中国驻库伦大员及其佐理专员的卫队名额、外蒙古司法诉讼、蒙境税则等问题。由于双方立场差距过大，致使中国一度打算撤使停议，但中国政府深知中国无力以武力收复外蒙，且中日“二十一条”要求日益严重，不得不委曲求全，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共22条。中国只保存了徒具虚名的宗主权。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宣誓就职大总统。

    6月5日，袁死的前一天晚上，段祺瑞即往黎宅请他“依据约法，出任重寄，维持大局”。6月6日，段祺瑞不顾护国军依照《临时约法》恭承黎元洪继任总统的宣言，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命，依袁世凯1914年颁定的“新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7日，黎就任大总统，段祺瑞代表全体阁员表示“余等必竭力赞助总统”。但他却又态度暧昧，携教育总长张国淦前往东厂胡同黎元洪住宅以相视而坐半小时不出一言的特殊方式，履行了请黎元洪任总统的手续。

    当夜，黎元洪急派张国淦前往府学胡同段宅打听情况，段没好气地回答说：“我既然请副总统出来，这就是我的事了，他不要管，如果他怕的话，就请他来管吧。”他对请黎出任总统是很不情愿的。

    13日，《申报》发表文章称颂段祺瑞说：“今日各界公电纷纷，谓大总统未能完全自由者，不仅疑帝制派人尚盘据政局中，亦有一部分人疑段之态度不甚分明，或谓为人利用也。吾谓段于前既反对帝制而退，首先拥护总统，态度无所谓不分明。”

　　1922年6月，《妇女杂志》第八卷第六号发表署名瑟庐的文章《产儿限制与中国》，讨论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问题。

　　他说：“我们如果要谋增高中国的文化程度，救济目前饥馑、灾荒、战争、疾并疠疫等苦痛起见，实在不可不提倡产儿限制，而与妇女解放的前途，更有非常重大的关系。”

　　他又说：“我国的妇女，真可说是低微已极了。现在有许多高呼妇女解放的人，都主张妇女教育的增高，经济的独立，更有一派倒因为果的人，以为妇女的被束缚，是无教育、经济依赖男子及不能替社会服务等应有的结果。然而我们试想，现在中国的妇女，果然有受教育的机会，经济独立的可能，服务社会的余裕吗？一般的女子，在及笄之年——正当男子或别国女子受教育最紧要的年龄——就由专制的父母作主，强迫她和从未见面、毫无爱情的男子成婚，立时负了做母亲的义务。于是第一个小孩还没有断乳，第二个早已受孕了。这样继续着，直到为母的生理作用停止时为止。中间除了妊娠、分娩、保抱、提携、乳哺、衣食种种的麻烦以外，还有疾病的忧愁，夭殇的悲戚，不但受尽了身体上无限的辛勤，更受尽了种种精神上说不尽的苦痛，这不是我国社会上普遍的现象吗？”

　　他解释说，所谓产儿限制，不过用科学的方法，使做母亲的有决定产生子女数的自由，不必再用那堕胎、弃儿、杀婴等残酷的非人道的手段，而得免于饥馑、灾荒、战争、疾并疠疫的苦痛，也不会发生卖淫、烦闷、犯罪、疾病等。

　　1928年6月，孙殿英率部挖开东陵，盗走巨宝。

    东陵地处河北蓟县、遵化一带，总地名马兰峪，山杰地灵，有帝陵、后妃陵14处。这些陵寝不仅外殿修饰极其华贵，地宫内宝藏也不计其数。皇陵修筑得十分坚固。外有5尺厚墙，内有3道玉石或铁质包金门，墓门后还有巨大石球顶住，非人力能够开启。建筑得万无一失的东陵却被孙殿英炸开。

    孙殿英以剿匪为名，派潭温江率队伍在各陵安营扎寨，声称孙部要在此搞军事演习，并增岗加哨，严加防范，暗中责成工兵营长颛孙子瑜连夜行动。

    工兵营昼伏夜出，拼命挖掘，先后挖开了乾隆及慈禧陵的墓道，炸开了墓门。颛孙子瑜亲带工兵在孙殿英亲信的严密监视下，进入停放灵柩的寝宫。先将陈列物品搬取一空，又将灵柩劈开，将棺内放置的和尸体上穿戴的珍宝尽数收罗。再将尸身拖出棺外，把棺椁移开，把尸身下所垫珍宝与棺下“风水穴”中的宝物全部取出。忙乱中交杂着争夺。

    宝物盗出后，孙殿英亲自检巡一遍，择其上品装了满满5大箱带回司令部。陵寝一片狼藉：横七竖八的棺木，夹杂着破衣烂衫，尸身被扔在角落里，曾不可一世的西太后脸朝下趴着，左手扭转到后背上，头发散乱，上衣被撕开，袜子被脱下一半，绣鞋扔在地上，而鞋上珍宝已无踪影，嘴唇因被从口中掏珠而残破。

    乾隆陵寝遭遇更惨：帝后妃6具尸身，仅一具完整，其余残骨混乱不堪，难以辨认，乾隆的下颏碎为二，发辫及肋骨等皆被抛置在墓门外。其他各陵墓室尚完好，但殿宇供物均被掠取，建筑也残破不堪。

　　伊凡弗拉基米诺维奇米丘林（Ив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ичурин，1855年10月27日－1935年6月7日），俄罗斯园艺学家。他在果树培育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毕生培育出果树新品种有300多种。米丘林提出，生物学的基本原则是主物体与生活条件的统一。他认为生物对生活条件有高度选择性，而生活条件对生物的发育和遗传变异则起主导作用。遗传性是生物基本特性之一，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遗传性也在变化和发展，获得性状可以遗传。人类控制生活条件，或者进行有性的或无性的杂交，以及用驯化等手段来动摇和改变植物的遗传性，实现定向培育，创造人类所需要的新品种。主要著作有《工作原理和方法》、《六十年工作总结》等，收入李森科主编的《米丘林全集》中。

    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1912年6月23日－1954年6月7日），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他被视为计算机之父。
    图灵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有诸多贡献，例如图灵曾写过一篇名为《机器会思考吗？》（Can Machine Think?）的论文，其中提出了一种用于判定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试验方法，即图灵试验。至今，每年都有试验的比赛。此外，图灵提出的著名的图灵机模型为现代计算机的逻辑工作方式奠定了基础。
    因为图灵的同性恋倾向而遭到的迫害使得他的职业生涯尽毁。1952年，他的同性伴侣协同一名同谋一起闯进了图灵的房子实施盗窃。图灵为此而报警。但是警方的调查结果使得他被控以“明显的猥亵和性颠倒行为”。他没有申辩，并被定罪。在著名的公审后，他被给予了两个选择：坐牢或荷尔蒙疗法。他选择了荷尔蒙注射，并持续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药物产生了包括乳房不断发育的副作用。1954年，图灵因食用浸过氰化物溶液的苹果死亡。很多人相信他的死是有意的，并判决他的死是自杀。但是他的母亲极力争论他的死是意外，因为他在实验室里不小心堆放了很多化学物品。

　　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上，陈镜开挺举起133公斤，打破了美国运动员保持的132.5公斤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从这以后，陈镜开先后9次打破世界纪录，5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7年5月11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授予陈镜开银质奖章。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军队于1967年6月7日，攻占耶路撒冷城东部，完全占领圣城耶路撒冷。以色列将6.4平方千米的耶路撒冷城东部和64平方千米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改名为“东耶路撒冷”。
战争开始之前，东耶路撒冷在约旦的控制之内。以色列攻打约旦的战役目标是，先夺取耶路撒冷旧城南北的制高点，然后夺取旧城。6月5日下午，以色列开始了对约旦的地面进攻。由于没有空中掩护，约旦军队损失惨重，有线通讯系统遭到破坏。5日深夜，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城西高地上的探照灯把约军的 阵地照得如同白昼，以色列炮兵轻松地摧毁了约军阵地。6日凌晨，以军突入城区，7日上午，以色列军队对已是空城的耶路撒冷发起了总攻，上午10时就推进到了犹太教中著名的哭墙脚下。
1980年以色列国会制定了《基本法：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确定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

　　1972年6月7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同时发现了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已经失传了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等竹简4000多枚。这批先秦古籍的发现，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新成果。

    这批竹简的发现，证明现有《孙子兵法》源出孙武，是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并不是一个人专著，使《孙子兵法》作者孙武是否实有其人等国内外长期存在的疑案得到解决。特别是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孙子》，又称《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和《吴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的兵书，作者为春秋末年的齐国人孙武（字长卿）。一般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三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即前515至前512年，全书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事见司马迁《史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之一。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后世的兵书大多受到它的影响，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非常深远。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孙武原是齐国人，后来辗转到吴国。当时适逢公子光政变。在被吴国聘为将军以前，曾经蛰伏20年之久。后，吴光即位，伍子胥听说其才能，向吴王推荐，当时，孙武就带着这13篇晋见吴王，获得重用。后，吴王进攻楚国，将领就是孙武。

    《汉书艺文志》记载：“兵权谋家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八十二篇中的十三篇著于见吴王前；见吴王后又著问答多篇。晚至唐代，流传的孙子兵法共三卷，其中十三篇为上卷，还有中下二卷。《孙子兵法》注家杜牧认为，曹操将八十二篇孙子兵法删节为十三篇；但其他注家认为十三篇出自孙子本人，不是曹操删节的结果。目前认为《孙子》由孙武草创，后来经其弟子整理成书。



    《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作者是战国时齐国人孙膑。

    《孙膑兵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东汉以后就失传了。因此后人曾推测孙膑就是孙武，认为《孙膑兵法》就是《孙子兵法》。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竹简本的《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才改变了学界的认识，但是仍然有人持不同意见。竹简本是汉初抄本，其中孙膑不以第一人称出现，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此书是由孙膑弟子纪录而成。现在分上下两编，共三十篇。

    阳翰笙，四川高县人。戏剧家、电影家、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领导人。原名欧阳本义，笔名华汉，是左翼作家领袖之一。

    1925年入党，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军校中共党总支书记。1929年任左联党团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中央文委书记。1933年进入上海艺华影业公司，和田汉主持编剧委员会。抗战期间，他创作了《草莽英雄》、《天国春秋》、《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八百壮士》等话剧和电影剧本，1938年就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是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三厅厅长郭沫若的主要助手。1945年后，他去上海领导进步电影工作。建国后，阳翰笙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文联秘书长、副主席、党组书记，是周总理领导文化工作的主要助手之一。阳翰笙一生写作了18部电影剧本，8部话剧以及若干中短篇小说，其中话剧《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和电影《万家灯火》是他的代表作。阳翰笙是我国电影事业的缔造者之一，是抗战话剧运动的中坚。

    1933年参加电影工作，创作的剧本有《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生之哀歌》、《逃亡》、《生死同心》、《夜奔》、《八百壮士》、《塞上风云》、《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北国江南》等。1949年7月，在第一届文化会上当选为中国影协主席。

    1992年6月7日阳翰笙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