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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19日 历史上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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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残缺议会(英文:Rump Parliament),指1648年12月6日托马斯普莱德率军将反对审判查理一世的议员驱逐以后的英国议会。
        1648年下半年时,虽然查理一世已然就擒,并被关押于怀特岛,但被长老会控制的长期议会仍希望能与查理一世和解,并发布命令开启与查理一世进行谈判。以奥利弗克伦威尔为首的新模范军的领袖们于是决定同时摧毁国王和议会的权威。12月6日,新模范军军官托马斯普莱德率军封锁进入议会的阶梯,并在格雷勋爵的协助下对准备进入议会的下议院议员进行甄别。在总共489名下议员中,仅有71人被允许进入议会,另有83人在被迫表态支持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后得以返回议会。
        1648年12月13日,残缺议会立即通过了法令,停止与查理一世的谈判。不久。新模范军领导层决定将查理一世转而关押在温莎城堡。1649年1月4日,被清洗过的下议院通过决议,决定以叛国罪审判查理一世,这个决议虽然遭到英国上议院的反对,但下议院并不理会,决定单独审判国王。1月20日,查理一世被59名充当法官的下议员判决有罪,并宣布处以死刑。1月30日,查理一世被处死。此后,下议院宣布自己为人民的代表,权力的来源。2月6日,下议院宣布废除上议院,次日宣布废除君主制。2月14日,宣布成立国务会议为国家政府,奥利弗克伦威尔出任首任国务会议主席。5月19日,英国宣布成为共和国,即英格兰联邦。
        在共和国时期,残缺议会在宗教、法律、金融等方面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但是在1653年,由于议会拒绝自我解散,奥利弗克伦威尔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于4月20日突然宣布解散议会,此后又自任护国公,建立了独裁政权。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成功,他从法理上重新承认了普莱德清洗之前所有议员的身份,这样重新召开了长期议会。
  •   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耸立一座塑像。它站立在欧洲的尽头,面向东方,正对着小亚细亚草原。这就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民族主义革命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纪念像。土耳其人民建立这座塑像,是为了纪念这位杰出领袖领导人民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的卓越功勋。

        凯末尔1881年5月19日出生于巴尔干半岛的港口城市萨洛尼卡。凯末尔天资聪颖,个性倔强。在伊斯兰教会学校读书时,他受不了学校里宗教气氛的约束,就瞒着家里去投考萨洛尼卡陆军预备学校,那时他才13岁。以后,他又依次升入摩纳斯堤的陆军军官学校和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学院。

        土耳其在中世纪曾是称霸一时的泱泱大国。到19世纪末,土耳其国王的独裁专制使昔日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内政、外交、经济、军事都控制在英、法、意、希腊等国手里。土耳其各族人民为外患内忧所迫,进行了频繁的反抗独裁专制统治的斗争。在土耳其革命斗争的感染下,凯末尔组织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经常秘密集会,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病,商讨反抗封建专制统治,拯救国家危亡的办法。他们撰写揭露国王苏丹专制统治的文章,出版手抄小报,宣传革命思想。后来,因被人告发,凯末尔等人遭到逮捕。又被派往大马士革服兵役。

        凯末尔并不因为遭受挫折而消沉。在大马士革,他又在军官和知识分子中发起组织“自由协会”。1907年,凯末尔把协会并入青年土耳其党,成为该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这个党组织领导了1908年至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凯末尔也在这次革命和以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被称为“天才的战术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等协约国强迫土耳其签订了屈辱的《色佛尔条约》。土耳其面临着被彻底瓜分的危险。为了挽救民族的独立,凯末尔开始组织和领导民族抵抗运动,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协约国被迫在洛桑和会上承认了土耳其国家的独立自主。

        1923年10月29日,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土耳其的历史揭开了新一页。

        凯末尔任总统后,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土耳其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1934年实行姓氏法后,土耳其国民议会为表彰凯末尔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把“阿塔图尔克”授予他为姓,意思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竭尽毕生的精力创建了土耳其共和国,矢志不移地为把土耳其建成现代文明国家而奋斗。长期的戎马生涯和繁忙的国事使凯末尔的肝脏和肾脏受到严重损害。1938年11月10日,病魔夺走了凯末尔的生命。他的遗体被安放在安卡拉的拉萨特山岗上。
  • 纸桥战役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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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年5月19日,在今越南河内市郊外的纸桥一带,中国黑旗军将士同法国侵略军进行了一次重要交锋,这就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纸桥战役。侵占越南并以越南作为基地入侵中国,这是近代历史上法国历届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贯政策。

        19世纪60年代,法国侵占了越南南部后,马上把侵略矛头指向越南北部和中国西南部。1882年,法国海军上校李维业率军侵占越南河内,扬言要沿着红河向北进犯中国,妄想建立一个包括越南和中国西南地区在内的所谓“东方帝国”。当时,正值刘永福统率中国黑旗军驻守在中越边境。

        黑旗军原是19世纪50年代广西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因为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叫黑旗军。起义失败后,转移到中越边镜。面对法国军队的侵犯,黑旗军将士义愤填膺,应越南政府的要求,他们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同法国侵略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纸桥本是一座木桥,桥下是一条干涸的河。1883年5月19日,刘永福派先锋杨著恩驻守桥旁关帝庙,准备迎战。面对侵略军炮火的猛烈轰击,杨著恩沉着应战,鼓励战士要拼死坚守关帝庙。当敌人的子弹打伤他的双腿,士兵们劝他退出阵地时,他誓死不离开,还说:“打鬼子岂能退却?你们不要管我!快去消灭鬼子!”他忍痛坐在地上指挥战斗,一次又一次向敌人射击。右手受伤就用左手持枪,继续射击,最后壮烈牺牲。就在法军向纸桥蜂拥而上的紧要时刻,黑旗军的援军赶到,同法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法军上校李维业被黑旗军战士击毙。

        纸桥战斗消灭法军230多人,这是中国人民在抗法战争中获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法国侵略军不甘心失败,继续扩大侵略战争,但中国人民的抗法斗争,也风起云涌,给法国侵略者以更大的打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形势。就在前线胜利进军声中,卖国的清政府和法国政府加紧谈判,最后竟在1885年6月9日签订了屈辱的投降条约,造成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局面。前线官兵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轻易地葬送掉了。
  •   胡志明,越南劳动党前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前主席。1890年5月19日生于义安剩原姓阮,幼时名阮必成,后取名阮爱国,曾用李瑞、胡光等化名,40年代初取名胡志明。早年当过教师、海员和杂役。1920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参加成立“殖民地各民族联合会”等革命团体。1923年到苏联学习,1924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底至1927年在中国广州进行革命活动,举办越南青年训练班,成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并参加成立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1930年2月,在他领导下2个越南共产主义组织统一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后改名为越南劳动党,现为越南共产党)。1941年发起建立越南独立同盟(“越盟”),当选为主席,领导越南人民反对法国殖民者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1945年8月革命胜利后,于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任临时政府主席。1946年3月在越南第一届国会上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并兼任总理至1955年。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后,一直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1954年领导越南人民进行9年抗法战争;60年代又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战争。1969年9月2日在河内逝世(当时公布为9月3日)。多次到过中国。著作有《胡志明选集》。
  •   何塞·马蒂,古巴杰出的民族英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卓越的思想家、诗人、文学家。1853年1月28日出生在古巴的哈瓦那市。父亲是西班牙的农民,服役到古巴,退伍后在古巴做裁缝。马蒂在小学读书时,校长门迪维是著名的诗人、爱国者,马蒂受他的影响很深,自幼立志为祖的独立而奋斗。马蒂16岁时,便在一首诗中写道:艰难险阻,流血牺牲,爱国志士,决不停止斗争-…捍卫祖国,英勇顽强,死得其所,芳名万代传扬。为此,殖民当局于1869年逮捕了他。在狱中,他在日记中写道:“为祖国而死,比活着更强。”1871年,殖民当局将马蒂放逐在西班牙。他寄居马德里,刻苦攻读,1874年获得哲学、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因为殖民当局不准他回古巴,他先后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等国流亡。1878年被允许归国。1879年8月,古巴爆发了两个省的人民起义,马蒂在哈瓦那热烈响应,9月,殖民当局又逮捕了他,再次放逐到西班牙。马蒂为了战争和生活,选择以新闻为业,担任《美洲杂志》主编,并积极地为许多报刊写稿,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锋利的笔法,为拉丁美洲人民和各国政府所重视。1892年,他在纽约成立古巴革命党,指导国内革命斗争。1895年4月11日回国,与起义部队会合,投入战斗。5月19日,起义军与西班牙殖民军在双河口平川地带交战,马蒂因冲在前面,不幸中弹牺牲。
  •   5月19日,法国外长毕勋对陆徵祥说:“保留签字,万办不到。”25日,威尔逊对顾维钧说:“至于约上保留办法,予亦不主张。”22日,英方称:“此事关系极大,和约为协商及共事各国对于敌国之约,不但无不签字之理,抑亦无保留办法。”一致拒绝保留签字的理由,是不愿开此先例。

        23日,北京政府电令陆徵祥,如不能保留,即全约签字。

        28日,中国代表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约签字问题。王正廷明确反对签约,并指出:“中国从前外交皆主逊让,遂损失种种权利。今则让无可让,不得不改变方针,各国屡欺中国,不可再受其欺。”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主张签约,认为如果拒绝,日本若以武力威胁,无法得到其他列强的援助。

        顾维钧明确反对签约,他说:“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夫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驻法公使胡惟德表示:“签字一层,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施肇基最后发言说:“此次和约,各小国均不满意,恐不能永久践行,中国亦可以不签字。”陆徵祥和魏宸组没有明确表态。在五位全权代表中,有三位明确反对签字。
  •   阿拉伯的劳伦斯与他骑骆驼作战的士兵们 1935年5月19日,以阿拉伯的劳伦斯闻名的T·E·劳伦斯上校因6天前在英国多塞特郡发生的一起摩托车事故中受重伤于今天上午去世。这位世界大战中率领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领袖是为了避免在一条宁静的山路撞着一男孩而急转弯时受伤致死的。被认为是天才的劳伦斯在他的《七根智慧之柱》一书中说他“把遗嘱写在满天星斗之间了。”

        从1916年起,原英军北非情报员“阿拉伯的劳伦斯”就带着对古老帝国遗留的热情与自信率领阿拉伯人抗击土耳其军队。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在语言、服装和生活习惯上却能完全地融入阿拉伯人中,他的形象因此而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到了10月,他攻下了大马士革,还出席了巴黎和会。然后,他令人不可思议地在1922年舍弃了公职和传奇式的身份,用假名罗斯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RAF),成了一名普通的空军士兵。身份暴露后他又改名为肖加入皇家坦克军团,后又于1925年转回皇家空军。1935年退役。

        阿拉伯的劳伦斯原名为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生于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参加不列颠博物馆幼发拉底河卡赫美士考古队,任普通队员。他除了是一个军人和阿拉伯语专家以外,还是一个作家,主要作品有《七根智慧之柱》(1926,私下传阅)。《沙漠暴动》(1927)等。他死后,事迹被改编为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文艺作品广泛传播。
  •     1937年底,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当时,有人主张派飞机去轰炸日本,以血还血;有人认为不能冒险行动,中国空军314架作战飞机,经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已损失惨重;也有人主张飞机去日本散发传单,提醒日本人民不要受军国主义欺骗、做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政府决定派空军跨海东征,对日本进行“政治空袭”,这次空袭不投炸弹,只散发传单,希望以仁爱精神唤醒日本国民,共同粉碎军阀黩武迷梦。

        在航空作战史上堪称奇特的这场空袭中,接受重任的是当时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长机)和第八大队第十九队副队长佟彦博(僚机)。

        1938年5月19日下午3时23分,装满各种宣传单的两架飞机从汉口秘密起飞。徐光斗、雷天春、蒋绍禹、刘荣光、吴积冲、苏光华等6人分成两个小组分别乘坐在这两架飞机上。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两架飞机抵达宁波的栎社机场。在宁波添加燃料后,徐焕升和佟彦博驾驶两架飞机于5月20日凌晨2时25分,飞临日本长崎上空,撒下了第一批传单。飞机在日本长崎、福冈、久留米、左贺及九州各城市总共投下传单100多万张。这些传单警告日本军国主义说:“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之后,飞机掉头向西沿原路返航。两架飞机于11时13分在武汉上空会合后,安全降落汉口机场。至此,第一次远征袭击胜利完成,这也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袭击。

        1938年5月20日上午,汉口王家墩机场成为欢乐的海洋。各界代表和政府要人云集机场,欢迎徐焕升等东征八勇士凯旋。

        1938年5月2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向徐焕升等空军勇士赠送锦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还发表讲话,赞扬空军勇士的壮举。

        徐焕升,生于1908年9月11日,上海人,曾当过半年小学教师,后考入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选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受训,后派往德国、意大利深造6年,学成回国,任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

        远军日本空袭是极机密极危险的任务。临行前,徐焕升和队员们抱定“我死则国生”的牺牲精神,各留遗嘱,誓以最大努力完成非常使命。

        抗战中期,徐焕升任空军轰炸总队教练,空军第八大队队长,与苏联空军志愿队联合作战。后任空军第四路军副司令、中美混合团副司令,亲率中、美机队出击,屡建战功。1984年3月4日,徐焕升在台北病逝,终年77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纸片轰炸”行动的队长徐焕升。该杂志称,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壁报,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的流行于中国大陆的言语—书写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它既是一种言语—书写形式,却又不单纯是言语—书写方式,更是一种政治工具,与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相关联的阶级斗争、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

        毛泽东曾说,“中国自子产(?—前522,春秋时期郑国人)时就产生了大字报。”毛泽东把古代的揭帖认定为大字报的起源,是想借用古已有之赋予大字报的合法性。而古代的揭帖,只是私人张贴的启事。广义地看,现代所有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称作大字报。但作为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大字报,直接起源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疑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接着有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于是一张张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很快反右斗争利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提意见的大字报成为反党言论的罪状,在包括批判大字报的裹挟、反击下,50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开除工职、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场、边疆)、判刑等处罚。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毛泽东(1958年)因此称赞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曾在校园里遭到围攻。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批准下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毛泽东被授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的桂冠。同年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下的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就被冠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副题。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大字报内容的主流与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其固定格式为: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强行曝光,纳入公共话语评判的范围。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大帽子乱扣,嗓门越大越好。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形成“保留三天”的通例。常在大字报的天头、地脚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

        从外表看,大字报的发表似乎是完全自发的,无需任何审批程序,实际上仍然服务于毛泽东动员舆论以整肃现成党政系统的战略需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大字报作为政治运动的形式,除了个别失控的相对无政府主义时期(如派性武斗),总是与中央精神协调的。被指控者根本没有自我辩解的权利,一旦大字报缠身就意味着灭顶之灾。

        从形式上看,大字报不仅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有用书写纸,也有用旧报纸写的,体裁上也门类齐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丰富多彩。张贴的地方,从学校、机关、厂矿、街道的墙壁、门窗,甚至人身上。时间上也是天天有新内容、新花样,不断更新。由于大规模的大字报耗费了大量的纸张、笔墨,时有纸张断档的现象发生。大字报经反复覆盖糊成了厚厚的一层,成了回收废纸者丰厚的收入来源(只能夜里偷偷地撕)。看大字报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有抄录、收集大字报内容作为借鉴或情报的。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

        美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在华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大字报的书写,抗议给他们特殊待遇是“修正主义”做法。受内地冲击,香港总督府外也曾贴满大字报。文革反对派也利用大字报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有伊林·涤西(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白志清(重庆)《我爱我的祖国》、《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李一哲(广州)《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78年反对“两个凡是”的西单民主墙中,大字报都曾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9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消了“四大”条文。

        1990年代中期以来,仍有人因受到损害无处申诉、利益冲突中处于劣势,或出于不公平竞争的目的,利用大字报形式表达意见。个别人因此受到程度不同的处罚。国外也有类似表达形式,如高秋福的《在国外看大字报》就描写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加拿大国会大厦联邦广场、德国科隆大教堂的大字报墙。
  •   德斯坦吉斯卡尔·德斯坦于1926年出生于德国科布伦茨市。1944年参军。1956年后多次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62年当选独立共和党领袖,1962年至1966年任经济和财政部长,解决了法国存在36年的财政赤字问题。1969年至1974年再次任经济和财政部长。

        他在蓬皮杜去世后的总统选举中取胜,于1974年5月19日就任法国总统。任内进行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革,提高了养老金和家庭补助,通过了“离婚自由”、“堕胎自由”等法令。为了对付经济滞胀,采取冻结物价、工资,控制购买力,提高对高收入的税收等措施。对外积极推动西欧联合,主张西欧用“一个声音说话”,联合西德创立了欧洲货币体系。重视地中海和同欧洲小国的关系,主张改善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多次出访非洲,倡导“南北对话”。

        此后由于经济不景气,导致德斯坦威信下降。在1981年4月的总统选举中他因失败而辞职。
  •   时传祥,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的工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1915年,时传祥出生在山东省齐河县一个贫农家庭。因家中无法维持生活,1929年逃荒到北京,当了掏粪工人。在旧社会,他给粪霸掏了20多年的大粪。1952年,时传祥在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当掏粪工人。1954年,被选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群英会”。他不仅当上了全国先进生产者,还被选为“群英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十年动乱”期间,时传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残,遣返回原籍。1973年8月,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气愤,指示立即派人把他接回北京治疗。9月,时传祥被接回北京。由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医治无效,于1975年5月19日含冤去世,终年60岁。
  •   1980年5月19日圣海伦斯火山突然爆发,高达6万英尺的火山灰使天空一片漆黑,远至东边160英里以外的沃拉沃拉,至少有8人丧生。这座长期休眠的火山在喷射蒸气与灰沫之后,地质学家对它做了几周的检查。是日上午8点39分,随着一声爆炸火山开始爆发,炸掉了9677英尺高的山峰的峰顶,在100英里以外都能感觉到震撼。

        火山爆发后所引起的洪水与滚滚泥浆涌进了图特尔河谷,淹没了未离开的几位居民。火山周围的森林十几处着火,火势难以控制。地质专家说这次火山爆发是由火山爆发前发生的两次地震引起的。
  •     1985年5月19日,曾雪麟执教的国家队再次出征世界杯。当时的中国队是亚洲杯亚军,队员拥有贾秀全、李华筠、古广明、柳海光等亚洲级球星。

        中国队5 月19日在小组赛的最后一战与香港队只要打平即可出线,地点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遗憾的是中国队以1:2 输了,香港队进球者分别是张志德和顾锦辉。比赛结束后,许多观众压抑不住内心的悲愤,情绪激动,要求与足协领导对话,在场外拦截外宾、掀翻汽车,甚至殴打民警,酿成了所谓“5.19”事件。这是中国球迷的第一次球场闹事,著名作家刘心武和理由为此分别写了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倾斜的足球场》。

        事后,曾雪麟主动承担责任,辞去了中国队主教练的职务。

        教练员:曾雪麟(主) 徐根宝 戚务生 胡之刚

        队员名单:左树声、李富胜、李辉、沈祥福、赵达裕、林乐丰、秦国荣、柳海光、贾秀全、朱波、迟明华、李华筠、路建人、林强、杨朝辉
  •   1995年5月19日,驻韩美宪兵埃德森等4名士兵及家属,在乘汉城地铁3号线时,在车厢内对一名韩国妇女进行性骚扰。在场的韩国乘客对此十分气愤,并加以制止。美士兵不但不低头认错,反而大打出手,将数名韩国人打伤。尽管肇事者被韩国警察抓获,但警察却只能目送肇事者若无其事地走进美军兵营。5月21日晚,在春川市韩国通信大楼前的道路上,8名美国士兵耍酒疯,同一名韩国出租汽车司机发生口角,在车内的两名韩国乘客出来劝阻,被美军打得鼻青脸肿。5月22日,又发生一起美国士兵强奸韩国妇女事件。美国驻韩士兵无视韩国法律,肆意对妇女进行性骚扰,无理施暴的案件屡屡发生,引起韩国公众和舆论界的强烈不满。5月22日,汉城警察当局向美军递交了一份“出庭书”,要求埃得森等4名士兵和一名家属出庭接受调查。5月23日,韩国一些社会团体的代表在汉城龙山区的美军第8军司令部门前举行示威。根据1967年的“韩美行政协议”规定,韩国警察虽然拥有要求美军犯人出庭和实施调查的权力,但必须有美国代表出席,如美国代表不在调查书上签字,将不起任何法律效力。另外,协议还规定在判定赔偿后,尽管自1967年以来,驻韩美军所犯各种案件已达3.49万起,但韩国政府也要承担1/4的赔偿费。根据这一不平等协议,多年来一直把触犯韩国法律的美军士兵送回美国了事,逃脱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     512汶川地震后,中国民间要求全国哀悼的声音高涨,5月18日国务院宣布5月19日至21日三天为全国哀悼日,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在5月19日14时28分,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近60年历史上,首次对普通民众死难者降半旗。
        期间,奥运圣火在中国境内的传递活动暂停三天,体育赛事推迟三天,香港赛马会亦取消原定21日举行的赛马,各地举行烛光晚会,部分地区飞放孔明灯,同时多间电影院也停止娱乐活动。电视台均停播娱乐节目,亦把台徽改为黑白,而多家网站亦把首页改成黑白色。根据谷歌中国的数据分析,在5月19日默哀的三分钟内,谷歌的使用量出现巨大的下降,流量不到平时的十分之一。
        哀悼日期间,法国总统萨科齐、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朗、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等多名国家元首到中国大使馆吊唁,联合国5月20日亦在安理会会议上集体默哀。同时,部分国家亦颁布全国哀悼日,其中秘鲁将5月19日设为为全国哀悼日,所有政府机构下半旗致哀,这是秘鲁首次为外国的死难者设立全国哀悼日。5月21日,孟加拉国政府办公楼和其它重要建筑的国旗降半旗,悼念中国和缅甸自然灾害的死难者。科摩罗和佛得角两国政府还分别宣布5月22日和5月23日为“全国哀悼日”,所有政府机关降半旗志哀。